這種情況還是在家人都平安健康的前提下，如果家裏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災兩難，那麼這戶人家基本上就要癱掉了。在農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幾年，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鄉村的醫生檢查出他得了心髒病，但他連到縣城醫院檢查都不肯去。他說我都過六十歲了，還檢查什麼，管它哪一天發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我有一個堂兄弟得了白血病，醫生告訴他如果治療得好，還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療，肯定過不了今年，但是他哪裏拿得出幾十萬塊錢來治這種病？農民如果沒有外援，沒有幾家有能力承擔治療大病的醫藥費，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於是他找到我，希望我寫一篇文章在報紙上幫助呼籲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會上一些捐助。我告訴他，寫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裏去發表呢？八十年代初發表這種文章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九十年代再發表這樣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關注和同情，因為大家聽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已經有些麻木。我幫他出了一個主意，先讓親戚朋友幫助捐一點，再請一個人來就這件事寫一篇報道，換一個角度說，可能會有一些效果。
我念念有茲的，還有一位叫萬躍平的農民，他與兄弟姐妹都在南方打工，後來覺得自己身體不對勁，到醫院一檢查發現是肝癌。知道自己沒幾天活頭了，他要求哥哥、妹妹陪自己回都昌老家。回鄉以後，他也不上醫院去治病，其實也根本治不起，就在家裏等死。他的妻子叫但豔紅，看到這一切，知道這個家快要完了，在丈夫還沒有閉眼之前，她先喝農藥自殺了。過了十多天，萬躍平也病死了，這是發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對兒女，女兒萬穎當時是7歲，兒子萬通當時是5歲，隻好由祖父母撫養。這兩個農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不一定有保障，哪裏可能有能力扶養兩個小孩？隻能說是過一天算一天吧……
農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擊，而現在城裏很多有錢人提倡提前體檢，已進入保養階段了。兩者一對比，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多麼艱辛。最近，我還想寫一篇文章——《咱們村的非正常死亡》。前幾年，我們村裏有兩例非正常死亡，他們都是三十來歲的男子，是我童年時代的玩伴。他們正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壓力最大的時候。為了改善家裏的生活，他們到樂平的小煤窯去挑煤，結果有一個小煤窯失火，死了20多個人，我們鄉死了7個，其中我們村有2個人。當時燒起來的時候，立即把煤窯封起來以切斷氧氣，防止發生瓦斯爆炸，結果遺體也沒辦法找了。家裏人就拿幾件他們生前穿過的舊衣服堆了一個衣冠塚，現在妻兒老小都在艱難地度日……
看到農村中學這麼惡劣的條件，當年我心裏總會生出一股怨恨。每當這時候，再看到學校牆壁上刷的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覺得分外刺眼……
我看見這些教室真是揪心，學生坐在裏麵怎麼成長啊！九江地區的農村在全國來說還算是自然條件不錯的，都隻是這個樣子，其它條件惡劣的農村更可想而知。
時下農村落實九年製義務教育還很困難，輟學的孩子仍然很多。老家的小學生上學要交95塊錢，中學生交100多塊錢，但是開學之後，學校總要找點理由再收一些錢。當地的校長大部分是我同學，我和他們在一起聊天，他們也是一個勁地訴苦，學校其實也非常艱難，能得到的撥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學生多交一點錢來維持運轉。可即使隻收100來塊錢，對於農民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些農民還真是拿不出。
現在教育體製的變化，也使得農民變得更加務實。過去上大學是公費，隻要你能考上大學，家裏一般不要再負擔更多的開銷。過去我的父母就希望孩子能夠通過考學走出鄉村，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家境好一點的家庭便會努力供下去，他們鼓勵孩子好好念書，爭取考上重點高中。現在農民連這點幻想都沒有了，因為現在上大學的費用不是一般農民家庭所能夠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大學，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學呢？這就是農民最實際的想法。不過，大多數農民供小孩上小學還是比較積極。因為上了小學可以識字，最起碼到了九江站知道怎麼上車，買東西知道怎麼數鈔票……現在農村的孩子大多是初中念了一兩年就輟學了，初中都不能畢業。
農村孩子不願意讀書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農村中學的生活條件實在是太艱苦了。
我曾經在都昌的北炎中學教過七年書，舉一個關於住宿條件的例子，有一個老師負責管理女生宿舍，她拿著尺子進宿舍給女生分配大通鋪的位置，每個人隻能分到8寸寬。女生宿舍離廁所很遠，晚上女生根本不敢出來上廁所，就近在宿舍屋簷下的水溝方便，於是周邊環境汙濁不堪。用水條件也不方便，洗漱的時候，學生用臉盆從外麵打水進來，這樣寢室裏到處都是濕的，地麵也坑窪不平，如果你穿布鞋進房間，需要很小心地看路。一到夏天，房間裏則全是蚊子，隻有8寸寬的地方，你說怎麼掛蚊帳，而且還不是每個學生都有蚊帳，所以學生住在那裏就是養蚊子。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場暴雨，我房間裏漏得一塌糊塗。我開燈爬起來，不斷挪動床鋪躲雨。我心裏很為自己抱怨，認為學校對老師照顧不夠。第二天一早，學校通知放假一天，叫所有的學生都把被褥拿回家去曬幹，曬幹了被褥再來上學。當時我感覺非常慚愧，作為一個老師，在被暴雨淋的時候，我隻想到了自己，而沒有想到學生也在被暴雨淋，他們的住宿條件比教師的更糟……
再說飲食條件，學生吃飯都是自己帶米帶菜。每到星期一早上，在鄉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學生背著米袋子上學，他們一般帶好一個星期的夥食。學校沒有正規的食堂，連正式的飯桌都沒有，隻是門口有幾個石頭台子。每天有大師傅把學生裝好米的飯盒、茶缸統一放到大籠屜裏蒸熟，一到開飯的時候，再把飯盒、茶缸拿到石台上來。學生們各自找到自己的飯盒、茶缸，端到寢室裏去吃。菜也是他們自己帶來的，無非就是一些幹菜、鹹菜、醃辣椒，連新鮮蔬菜都沒有，隻有等回家才能吃上蔬菜。少數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學生，可能幹菜裏麵會放一點蝦米，有幾條小幹魚或者幾塊肉。
看到農村中學這麼惡劣的條件，當年我心裏總會生出一股怨恨。每當這時候，再看到學校牆壁上刷的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覺得分外刺眼……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各地最好的房子真就是中小學校，哪怕在最邊遠的地方，最好的房子也是學校，你說這個民族怎麼會不強大起來？
九年之後，我回了一趟自己過去教書的學校。這九年當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校環境也略有改善，但這隻是外觀牆體的改善，房屋結構比過去牢固些，內在的條件並沒有多少改觀。教室的麵積還是那麼大，但原來一個班三四十個學生，現在倒可能有九十至一百個，教室裏擠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的學生幾乎被講台全給擋住，坐旁邊的學生則要小腦袋斜成近九十度的角看黑板。不用擔心哪個學生上課會做小動作，大家擠在一起根本動不了。有一個小學的校長告訴我，按照農村人口的發展現狀，即便是擠成這樣，他們還缺幾間教室，這幾間教室不知從何解決。在農村做一幢教學樓大概要20萬塊，這錢對於一個鄉村學校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他們上哪兒去弄這20萬？他們幾年前建的教學樓，還欠著包工頭的錢，直到現在還在打官司……
我看見這些教室真是揪心，學生坐在裏麵怎麼成長啊！九江地區的農村在全國來說還算是自然條件不錯的，都隻是這個樣子，其它條件惡劣的農村更可想而知。中國的革命是從農村開始，結果到頭來最苦的還是農村，這種巨大的反差確實應該反思。
近些年農村好的變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農村沒有變化的方麵，主要是農民的命運沒有改變，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沒有改變，還是排斥在體製之外。
農民們在電視裏一看到什麼吸引人的新鮮事物，馬上會意識到這是人家的生活，他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裏所做下的一切都是為別人的，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別人”之下。
近些年農村好的變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日用生活消費品等生活資料比我們小時候要豐富得多。體現在飲食方麵比較明顯，七十年代末，在農村一年到頭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現在水果在農村很常見，親戚往來經常有人會拎些水果。原來一個鄉一天賣不掉20斤肉，現在隻要你想吃肉、豆製品和新鮮蔬菜，在集鎮上都可以買到。中等以上家庭吃肉已不是什麼難事。不過生活條件困難一些的人家還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來，或者過年過節，或者有什麼喜事才買點肉來吃。在住房方麵，現在蓋樓房的農民也不少，有些房子都做到路邊上來。從國道往兩邊看，感覺農村多了很多新房子。農民一般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賺些錢才蓋得起樓房，靠種田是絕對不可能做得起樓房。
農村沒有變化的方麵，主要是農民的命運沒有改變，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沒有改變，還是排斥在體製之外。如果你與農民調侃的時候，他們會用很沉重的口氣說：“我們哪裏是人？與城裏人相比，我們枉過了一生。”
他們除了基本生活資料方麵的消費，沒有其它的文化消費，基本上就是看電視，而且大多數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電視。再其次就是打麻將，來點小刺激的賭博，這種風氣在農村還比較普遍。農民用電的節約程度不是城裏人所能想象的，能關燈盡量關，連燈泡都是用瓦數很低的，光線讓人昏昏欲睡。
這種昏昏欲睡的光線正是許多農民心境的展露——老家的兄弟們與我談到關於對未來生活的向往，無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順利地賺些錢回來，縣鄉村的統籌提留款不要每年往上漲，家裏能蓋起一幢樓房，以及祈願家裏人不要有什麼病災……如此而已。至於其它諸如賺更多的錢，把自己也變成城裏人等更美好的願望，則根本不敢奢望。據我了解，一般是好幾個村子才能出一個比較能幹的人，像這種有才幹的農民才會有這種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