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農民們在電視裏一看到什麼吸引人的新鮮事物，馬上會意識到這是人家的生活，他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裏所做下的一切都是為別人的，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別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個猶太人，“二戰”的時候被德國人關進集中營。他在作品裏回憶了那段殘酷的生活——在集中營裏叫幹活就幹活，叫舉手就舉手，人幾乎沒有什麼思想意識。但在心裏總還是有想法，隻不過不能表達出來。很多年裏，中國農民有些類似於這種欲說還休、大痛無言的情況。
江西近些年發生的變局也似乎與農民無關。從實際利益來講，他們還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線通車以後，家鄉農民感覺到了一些好處，他們到汕頭打工更方便了。但從製度層麵上講，農民感覺不到這些變化，他們也不關心這些事情。
我生活過的城市，是中國兩個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強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農民烙印仍然非常強烈。
我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之間可以感覺到很多資金在流動，北京已經富得馬路不夠停車了，但這些錢就是流不到農村去，而農村是最需要錢的地方，時下常常連多蓋一間教室的錢都沒有，這是為什麼？
在萬家灣村，通過考學走出鄉村，改變自己命運的大概是30來個人。其中大部分留在縣城、鄉村學校教書，端上了公家的飯碗。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個。子女能夠擺脫農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這對於農民的家庭來講無疑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頭看村裏打工的兄弟姐妹，他們用羨慕的口氣對我說，你現在是城裏人，各方麵條件都很好，而我們還活得豬狗樣。我說我們都是打工的，隻不過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環境比你們好一些，你們在南方打工，條件差一些。從命運來講，我們都是打工的命。雖然我在嘴上表達很真誠，但我心裏清楚，隻要進入了體製，便會擁有體製給的資源，我一旦得了什麼病，至少還有醫療保障。而他們遠沒有可能享受這些資源，他們還處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麼災禍，更陷入於磨難，很可能要自生自滅……
我和他們交談這些問題的時候，確實有一種背叛的感覺，覺得自己沒能幫上他們什麼。他們越是羨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覺無地自容。
我生活過的城市，是中國兩個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強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農民烙印仍然非常強烈。
來北京這麼些年，我到過兩次故宮、頤和園，但我沒有一點遊客的享受感，也沒有一點美學的鑒賞感，在一種農民心理的激憤下，感到的唯有一種罪惡。在昆明湖的邊上，我撫摸著漢白玉護欄，心裏就想這塊欄杆灑下過多少農民的汗水與血淚，或者，這是倒下了多少農民的血肉之軀才從大老遠的地方運來，堆砌在這湖光山色裏供皇公貴族們享樂。在故宮，我也是懷著一種極大的厭惡看那一件件寶物，其中一塊重達幾噸的大玉石對我刺激最大，它從陝西運了多少年才運到北京，然後又運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後又運回北京。姑且不說在運輸的途中，必有很多農民為之跌撲或者碰傷，僅為完成這樣一項工程，農民要交多少苛捐雜稅？服上多少暗無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讓今人嚐心悅目的很多曆史文化遺產，大到萬裏長城、兵馬俑，小到昆明湖邊的一塊白玉欄杆，其實都是農民的白骨換了一種風雅的說法。
我與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與城裏人交往比較少，所謂白領階層的生活與我無關。我在城裏的小區住的時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輕女性牽著一條小狗遛彎，我就想她們與其和一條小狗交流，還不如與人交流，收養一個農村的孤兒不比養一條狗更有感情、更有意義？時下這個社會為什麼如此難以進行人性的溝通交流？那些有錢人如果能把自己富餘的財力、精力轉移到社會公益事業上來，不是對社會更有益處，而他們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嗎？
我心裏裝著村裏那麼多孤兒，惦記著他們的命運，你說我看見城裏人養狗，心裏會是什麼感受？我在城裏參加各種名目的聚會、宴會，往往一桌飯吃掉幾千塊錢，臨別時臉上當然得堆滿笑容對人家表示感謝，心裏卻一陣陣刺痛，這幾千塊錢拿給農民，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多少生活困難？我會在心裏盤算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忘記了這頓飯，才不會去盤算。
如果我用農民的眼光來看待城市裏各種時尚休閑或者小資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經常告戒自己，不能用這種眼光來要求別人。農民被體製甩得這麼遠，淪落到今天這一步，這是由某種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國，對曆史的梳理與清算，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還要有漫長的時間。而且，在當今再不講“階級鬥爭”、也不提“階級感情”，隻講市場經濟，以及“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社會氛圍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農民一樣過日子。
但不管怎樣去“消化”，我總有兩個問號“消化”不了——
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政權，是從贛南一片廣袤的鄉村開始出發的，為其終於坐擁江山而前仆後繼喋血沙場的，大抵也是千千萬萬的農民，但建國之後，為什麼很快便采取一種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治國方略？
而現在，我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之間可以感覺到很多資金在流動，北京已經富得馬路不夠停車了，但這些錢就是流不到農村去，而農村是最需要錢的地方，時下常常連多蓋一間教室的錢都沒有，這是為什麼？
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很強烈地關注農民，思維與農民還是一體的。但走出農村這麼多年，卻從來沒有為農村寫過一本書，筆下亦沒有為農民說過幾句話，我為自己沒有寫出像《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書而感到慚愧。雖然早年農村生活的經曆對於我的創作有著很大影響，但我還沒有麵對農民這一特殊的群體來進行創作。
剛到北京時，我與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見過一次麵，他看我是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便說他身邊有許多農民出身的學者，他喜歡和這些淳樸的人打交道。但他也發現一個問題，盡管這些人都很樸實、很勤學、很善良，對農村生活也有很深的體驗，他們在學術上所做的題目、發展的方向，卻幾乎沒有一個人與農村有關，與研究“三農”問題有關。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現在研究農村問題的，都是具有比較高的社會聲望和地位的城裏人，像上海的曹錦清先生寫了《黃河邊上的中國》。所以我對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學者，不管他們研究哪方麵的具體問題，我都對他們肅然起敬，畢竟他們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農民。
當時，我沒能回答出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正式回答錢先生。後來，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個是表層的原因，一個人進入體製以後，要按照這個體製的遊戲規則來運轉，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上級安排你做什麼課題，你必須按照要求去做，才能得到經費，這樣才可以謀生。而以前“三農”問題一直不在國家的關注之中，也不鼓勵人們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從農村出來的學者隻能通過做體製所鼓勵的課題，才能求得生存資源和學術地位。如果自己單槍匹馬地搞“三農”問題研究，不僅沒有條件，而且也不能糊口謀生。
第二個原因則是深層次的。從農村出來的人，早年農村生活給他造成的痛苦越大，他越是在心底裏留下深深的印記。一個人內心最沉重的東西總是不想去麵對，或者說一個人沒有力氣去卸下自己內心最放不下的部分。我們這些從農村考學出來的人，坐在一起一般不會聊鄉間的事情，因為一聊到農村，除了沮喪便是傷痛，我們幾介書生麵對農村的現狀又能怎麼樣呢？隻好把這部分內容封存起來。我不敢看《中國農民調查》、《黃河邊上的中國》這類書，越看心裏越覺得撕裂，就像我不敢看周國平先生寫的《妞妞》一樣，那種痛苦不是一個父親所能夠承受的。其實，我們在城市至今仍處在艱辛的奮鬥中，尚沒有足夠的力氣與勇氣來翻開這一頁。
我看“三農”問題的解決，既需要製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農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細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關照，而是靠自身的聰明才智去脫貧致富，或者說，我們怎樣去盡快折騰自己？
胡平：走訪摩羅沒有任何預案，幾乎一開口就扯上了“三農”問題。血管裏淌出來的總是血，他是一位以深刻的憂患意識而著稱的學者、作家，而且由於他在城裏持有農民的眼光，在鄉下卻又被視作城裏人的雙重尷尬，他的獨到的經曆與感受，讓我聽了，無疑也會讓讀者們看了，心情頗不平靜。
除了前麵寫下的，我還想說的是——
在摩羅的談話裏多次提到體製的原因。農民被中國的現行體製所排斥，當然是造成農村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當下要調動農民增收的主觀能動性，最有效的路徑肯定是製度變革，即把本來屬於八億農民的完整的人身自由、經營自由還給八億農民。但我以為，至少在中國中部，“三農”問題又不僅僅出於體製的原因。
記得曾經風光一時的禹作敏說過一句應該能傳之以久遠的話：毛澤東總折騰農民，而鄧小平卻讓農民自己折騰自己。一旦農民敢於善於折騰自己了——華西村的農民便以自己市場經濟豐厚的實踐，為中國農民展示了未來農村的綺麗風景；溫州的農民便可以把中國和地球當作自己的菜園子一樣走來走去……這樣的例子，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亦不勝枚舉。
因此，我看“三農”問題的解決，既需要製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農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細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關照，而是靠自身的聰明才智去脫貧致富，或者說，我們怎樣去盡快折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