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來自江蘇、浙江和山東等周邊沿海發達省份咄咄逼人的競爭壓力還不足以讓安徽有所震動，那麼，來自與安徽同屬東部內陸的鄰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讓安徽警醒。2002年上半年，江西的多項指標均超過了安徽，特別是引進外資，江西已把安徽遠遠地甩在了身後。自上年下半年以來，江西頻繁地“走出去與廣東、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親密接觸，所到之處，勁刮“江西旋風，僅“閩江之行”就帶回了363億元“大單”。上年8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井岡山召開了一次全省上下較為關注的會議，會上，圍繞加快發展，省委出台了“30條，省政府歸納出台了“60條”。有人形容這“30條”和“60條”是招招見血。而其核心是放權以企業，放權以縣市。隨後，中共江西省十一次黨代會提出江西從中部崛起的戰略目標，並把崛起時間細分為“三步曲，其中第一步的5年時間直逼中部地區“第一方陣”的湖北、湖南，使“第二方陣”的排位重新洗牌，並明確了在中部六省“進三爭二”的趕超目標。在發展戰略上，江西提出“以大開放為主戰略，以工業化為核心”，替代過去20年沉迷於“畫好江西的山水畫”在山上再造一個江西“把江西經濟大廈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農業戰略；在對外開放的戰略定位上，江西甘當配角，提出了“三個基地一個後花園”的產業分工定位，積極融入“長三角”和“閩三角”。僅2002年上半年，江西引進外資是其“九五”之和，其中從浙江實際引進資金就達47.97億元，占江西實際引進省外資金的32%。一時間，江西上下群情振奮，江西的對外形象也為之一變。
不進則退，慢了也退。區域間競爭的殘酷現實，又一次使安徽感受到了一種切膚之痛。
這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又由終點回到起點的怪圈。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徽一直未能走出這個讓人詛咒的怪圈。
沿海發達地區是上頭沒說不讓幹什麼，人家隻管幹什麼，就創造性地發展了地方經濟。安徽曾是上頭讓幹什麼，才敢幹什麼，上頭沒讓幹的，堅決不幹，思維的原則是防錯而不是出新。
沿海發達地區幹的，就是安徽平時大會上說的，文件中寫的。可以說，說的多幹的少是製約安徽經濟發展的一大頑疾。
張道剛：守望這方熱土，安徽曾承載了太多的沉重。
在分析落後的根源之前，先來說一個困擾安徽經濟的怪圈。一位經濟學教授朋友曾問我：安徽經濟為什麼上不去？我說出了很多種原因，他聽後搖了搖頭。他說，一個地區經濟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為企業少，企業為什麼少？是因為企業家少，企業家為什麼少？是因為缺少企業家成長的環境；一個地區官重商輕，重仕輕商，人們都往官場擠，其結果是機構臃腫，財政負擔加重，這樣必然導致政府部門想盡辦法向企業伸手，企業的壓力大了，做企業就更難，其最後的境況是很少有人去做企業，企業少了，一個地區經濟就失去了活力。這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又由終點回到起點的怪圈。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徽一直未能走出這個讓人詛咒的怪圈。
其實，落後的數字背後，折射出的是觀念的落後，體製和機製的落後。
先來說觀念的落後。
安徽的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祥地，本應是一個富庶之地。但20多年過後，這個以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聞名天下的“明星村”，依然溫飽而不富裕。究其原因，農村大包幹是在極度貧困的背景下進行的，那時小崗村人最大的願望是填飽肚子。有了飯吃，小崗人小農意識的本性開始顯現，滿足於“一群雞，兩頭豬，三畝地”的小生產格局，而這是與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格格不入的。當市場經濟大潮撲麵而來時，小崗人卻束手無策：辦企業不會，跑市場沒門。小崗村至今還流傳這樣的話：“小崗想致富，愁的是沒門路，盼的是服務，想的是政府。”一種等靠要的意識彌漫開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推著別人改革的小崗人如今卻被人家推著改革。可以說，小崗村是安徽許多鄉村的縮影。就在小崗人固步鄉村一隅為小富即安而沾沾自喜時，江浙一帶的農民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玩了命地鑽市場，跑供銷，較快地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記得2001年底在浙江采訪時，一位民營企業主告訴我，10多年前他去安徽做生意，發現許多農民冬天農閑時靠在牆角曬太陽，他就納悶，這裏看起來也並不富裕，農民為何不利用這季節出去賺點錢呢。我說，“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對安徽人來說，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可謂耳熟能詳。從改革開放以來，安徽僅全省性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就有過四次。但回過頭來看大多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有人戲稱為“越講解放思想，思想越不解放”。最後，這種“葉公好龍”式的解放思想，隻能流於形式。於是乎，在各種會議、文件和講話中，充滿了大話、空話和套話，以至出現多中心變成無中心，假中心幹擾真中心，非經濟工作過多衝擊經濟工作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安徽基本上是步步緊跟中央政策，又基本上是步步跟不上。沿海發達地區是上頭沒說不讓幹什麼，人家隻管幹什麼，就創造性地發展了地方經濟。安徽曾是上頭讓幹什麼，才敢幹什麼，上頭沒讓幹的，堅決不幹，思維的原則是防錯而不是出新。結果是看著跟得緊，就是發展不起來。比如，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有進有退，會議一結束，安徽是層層開會傳達學習，而毗鄰的江蘇卻反彈琵琶，先召集政策研究部門的專家分析政策的含金量，以及江蘇要采取的操作性配套措施，然後再層層傳達，這樣便於基層一邊學習一邊落實。同樣是學習中央的會議精神，隻是思路一變，就帶來了兩種不同的結果。再比如，浙江是人多地少資源小省，建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所用土地要比安徽難得多。浙江人卻開動了腦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賃土地，租賃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標用完了，就到東北租地種糧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後再來建工業園區。有人說，浙江的許多官員的烏紗帽掉了，而浙江經濟卻上去了。浙江的“三敢”（敢闖、敢試、敢冒）和“三放”（對縣市充分放權、對企業充分放活、對群眾充分放手），由此可見一斑。反觀安徽，一些官員唯高壓線是從，絲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丟掉自己的烏紗帽。也就是說，安徽缺乏一種上下聯動，一級推動一級的經濟發展氛圍。
觀念的落後必然導致行動上的縮手縮腳。就拿企業改製來說，安徽不可謂不早。但1997年的那場企業改製，由於一開始企業的改製方案由改製領導小組而不是職代會通過，再加上職工集資款無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來。當上層官員講企業改製不能搞運動時，地方官員又不敢講真話，最後一場轟轟烈烈的企業改製，隻能流於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製。與此同時，浙江官員認為對的就堅持不動搖，並問：國有資產退夠了沒有，職工身份置換了沒有，經營者持大股了沒有，股東參與生產要素分配了沒有。一時間，浙江量大麵廣的中小企業民營化達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還有1245戶小企業尚未完成改製。由於觀念的落後，安徽中小企業改製整整延誤了五年之久。
思維的僵化也同樣讓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誕生在安徽，可萬燕卻悲憤地離開安徽，擇枝廣東。那時的萬燕是一家民營企業，盡管發明了世界上第一VGD，但苦於資金缺乏，無法大規模生產。而當時家電行業老大長虹有意進入VCD領域，並與萬燕頻頻接觸，想斥巨資與萬燕聯合生產VCD。有關部門聽說此事後，說：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幾家有名的家電企業你不嫁，為何偏要“嫁”給長虹？不容對方分辯，棒打“鴛鴦”，硬是拆散了一對好姻緣。之後，地方官員用“拉郎配”的方式把萬燕與美菱撮合到一起。由於兩家無法磨合，到後來隻好不歡而散。在此期間，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賺得盆滿缽滿。令人扼腕歎息的是，生產第一台VCD的“萬燕”到頭來卻口袋空空如也。
現在幹部有兩種類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業型。對照安徽的幹部，相當部分是前程型的。這種幹部時刻注重自己的烏紗帽，寧願耽誤事業而不願誤了前程。在這樣的氛圍中，一種好大喜功的浮誇，便彌漫開來。前些年，安徽某部門收到皖北某縣報來的鄉鎮企業產值的數字，可謂大開眼界：一個窮得連工資都發不出的貧困縣，鄉鎮企業年產值竟有70億元。這個部門的領導想了半天，把鄉村木匠幹的活計都算進去也超不過億元。無奈，隻好打電話問縣裏的領導。對方說了一句比70億更離譜的話：嫌多了就砍掉10個億。這位部門領導聽完後，驚得半天回不過味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結果是，官員的精力都用在空轉上，哪有心思來發展地方經濟？近幾年，安徽的阜陽市成了浮誇和腐敗的“重災區”，其負麵影響造成的重創，使這個地區現在還未恢複元氣。
與觀念落後相隨的是，安徽許多好的戰略構想得不到落實。
20世紀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過“遠學閩粵，近學江浙”。但這僅僅是一種姿態和口號，並未落實到行動上。1996年，安徽的決策者曾對經濟落後現狀進行了一次分析，後來得出的結論是，無論縱向比還是橫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當年安徽GDP總量在全國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國排22位。之後，安徽製定了“趕超戰略”，其核心是趕超人均指標。遺憾的是，由於對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沒有可操作的具體措施支撐，這個誘人的戰略，也隻是讓安徽人熱血沸騰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發達地區掛職學習的官員曾感慨地說：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問題，而是在幹中出了問題。換言之，沿海發達地區幹的，就是安徽平時大會上說的，文件中寫的。可以說，說的多幹的少是製約安徽經濟發展的一大頑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協就經濟發展環境發放的2萬多份問卷調查為據，有高達60.7%的比例認為幹部工作作風不實。在關於安徽經濟政策得不到落實的選擇中，認為是由於“工作作風”所致的比例為42.5%，居於調查中給出選擇的各種單項原因之首。
同樣，安徽地方官員的調換過於頻繁，也導致了許多戰略構想無法得到落實。據我1999年采訪時獲取的資料來看，當年安徽縣市在正職領導崗位上連續工作5年以上黨政“一把手”，隻有6人。其中有個縣5年中換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員屁股還沒坐熱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張書記栽桑，李書記挖塘，搞短期行為和“政績工程”，發展戰略缺乏連續性。
反之，安徽有的發展戰略隻要堅持與落實了，就會開花結果。1995年，時任安徽省副省長汪洋提出把汽車工業作為安徽的支柱產業培育時，也有不同的聲音。但幾年過後，安徽的汽車工業已居全國第5位，成為安徽的主要支柱產業。由此可見，“一個行動勝過十打綱領”。
再來看經濟發展環境。
自“九五”以來，安徽利用外資呈明顯下降趨勢。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由1996年的8.67億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億美元。“九五”期間，安徽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落後周邊省份5.3至21.7個百分點，差距呈擴大之勢。分析安徽利用外資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資的載體少、利用外資方式和外資來源較為單一外，關鍵還是投資軟環境發展滯後。同樣引用安徽省政協的問卷調查數據：有54.5%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主動為企業服務不夠；對涉及軟環境案件的查處，有51.4%的被調查者認為“力度不夠”，選擇“走過場”的比例為27.1%，兩者相加達78.5%，而選擇力度較大的僅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