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黃鶴的地方
胡平：在中國的城市中，隻有兩個城市被冠之以“大”，一是上海，二是武漢，連煌煌首都也沒有過“大北京”的稱謂。但“大上海”什麼時候都可以叫，後者似乎隻是在抗戰時期和滔滔洪水天上來的峻急關頭，舉國上下才有“保衛大武漢”的說法。
大概因了武漢居中得厚、九省通衢的區域位置，因了博大俊朗的楚文化及其傑出典範——屈原《離騷》的悲情辭章和曾侯乙編鍾的雄渾音響，湖北在國人眼裏從來是一塊曆史的沃土、現實的熱土。1889年至1907年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放著嶺南的荔枝不啖，便駐節武昌。他傾其全力以荊楚大地為舞台推進洋務運動，建立了當時亞洲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及槍炮廠、棉紗廠，修建了貫穿中國南北的第一條以漢口為起點的京漢鐵路，使得早期現代化原本遲於廣州、上海、天津等地的武漢，發展成為超過廣州、與天津爭雄、直追上海的全國當時的現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毛澤東也看重湖北，“文革”之前武漢一直是中南局的所在地，長期擔任中南局書記的，則是毛十分欣賞並引以為弟子的黨內著名筆杆——王任重。毛本人十數次來武漢，愛住東湖邊，喜吃本地廚師燒的魚，“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詩興一來，便為武漢的餐飲業免費做了一個起碼百年不倒的金字廣告。他在此暢遊長江，揮波劈浪，登峰陷穀，以此拉開驚世駭俗的“文革”的序幕……
雖說湖北如“洋務運動”“武昌首義”一樣讓國人為之一振的時代早過去了，現在湖北的眼球率自然趕不上上海、廣東，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僅說高教事業，2001年裏湖北全省有高校75所，本專科在校生45.3萬人，居全國第二位，高於上海。多數高校集中於武漢的武昌區和洪山區，如華中科技大學在校生4萬多人，內有研究生1萬餘人，其中博士與碩士的比例為3：10，武漢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學城。
上個月我到長沙，湖南省政府顧問、專家谘詢組成員、湖南師大的朱翔教授向我談了他對中部諸省經濟發展的看法。他認為：由於曆史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優勢，長沙、南昌再怎麽發展都不能取代武漢的位置。中央過去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湖北是挑擔子的，前麵一個筐是江西，後麵一個筐是湖南。江西、湖南雖然不高興，但實際上就是這麽回事，人家是左手挑鄱陽湖，右手挑洞庭湖。武漢是很有實力的，雖然有40多萬下崗職工，但問題不大。湖北的大型企業多，家底厚實，這是湖南、江西、安徽所不能匹敵的。而且將來三峽水電一上網，又可以做成產業帶，形成長江中下遊的金三角……以上說法自是一家之言，可能不那麼準確，但從中可以窺見湖北的份量仍是沉甸甸的，中部諸省對湖北不敢有一點低估。
劉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楚文化的精神有這麼幾點：一是篳路藍縷的進取精神，篳路藍縷是一個成語，現在用的人還比較多，意思就是形容艱苦奮鬥，這個成語來自於楚國，說的是西周時期的楚王熊繹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帶領臣民跋山涉水，建設家園；二是鳴將驚人的創新精神，意思就是說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一種創新精神，隻有創新的東西才能一鳴驚人，因循守舊的東西不可能打動人；三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楚國上下奉行撫有蠻夷、以屬諸夏，意思是說把各個少數民族都安頓好，帶領他們共同歸屬華夏。楚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這三種精神，這些精神都非常寶貴，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還有愛國主義精神，這和其他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辭》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地表現。
曆史上，楚國無論從精神文化，還是物質文化都達到了一個高峰。屈原的《楚辭》與北方的《詩經》並駕齊驅，所以有北詩南辭之說。魯迅評價屈原的辭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劉勰對《楚辭》的總體評價是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而且開《漢賦》先河的實際上也是《楚辭》。再從藝術方麵來看，到目前為止發現的最早情節性繪畫，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連環畫，是在湖北荊門那一帶發現的，還有目前認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畫（絲綢上的畫）也是在湖南發現的，藝術水平非常高。從音樂方麵來講，目前發現最大的、音質最好的一套編鍾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發現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時，曾經設想用很多樂器演奏《東方紅》樂曲，但不論是鋼琴，還是其他樂器，都達不到嘹亮而又渾厚。後來用河南信陽出土的編鍾來演奏它，音響效果非常好。幾十年之後，湖北隨州出土的編鍾音響效果又更好，再後來又在一個墓中發現了西周時期楚國的編鍾。從舞蹈方麵來講，湖南黃土嶺的戰國墓出土的描摹畫上有一些舞蹈動作，就是現代舞蹈當中的高難度動作三道彎，現在叫采桑舞，這說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這些高難度的舞蹈動作。
楚人在行政建製上也有所貢獻，他們最早倡議的州郡體製在我國已基本上沒有了，但在日本和東南亞一些國家仍然保留著，我國現在隻保留了縣的建製。楚人在法律方麵也比較先進，我們國家原來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設定一個人有罪，然後帶著這個觀念去收集罪證證明這個人有罪，西方發達國家卻是進行無罪推定，這兩種做法從人性上來講是不一樣的。令人稱奇的是楚國當時也這樣做，雖然當時沒有無罪推定這個名詞，但通過分析史書上記載的一些案例，證明楚國當時事實上做了無罪推定。而且楚國人非常重視法典，有一次吳國的軍隊攻破了楚國的都城，一個大臣跑到宮殿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國家的法典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這說明楚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法度的國家。可以說，楚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在戰國中晚期達到了一個顛峰。秦國統一中國以後，對楚文化的摧殘比較嚴重，這從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證明。
那時候武漢叫武老二，武漢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在全國排到過老二，唯有張之洞主政時期武漢的經濟地位與實力令國人刮目相看。
湖北有一個難處就是發展不平衡，光靠一個武漢是帶不動的，除了這一個特大城市，再也沒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幾十萬人口的城市。
湖北早期發展的落腳點不是在武漢，隋唐時期湖北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襄樊、江陵一帶。宋代以後直至明代，武漢的發展才比較快，到明清時期已成為天下四鎮之一，多數的說法認為這一時期的四鎮是河南的朱仙鎮、湖北的漢口鎮、江西的景德鎮、廣東的佛山鎮，現在除了武漢發展成為一個特大城市，其他三個鎮仍然是小城鎮或中小城市。武漢發展的高峰期是張之洞主政湖北，現在武漢一些比較強項的工業、商業、文教、交通都是張之洞時期奠定的基礎。像武漢鋼鐵公司是武漢最大的鋼鐵公司，最大的有色金屬公司是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它們最早的前身就是張之洞建立的漢冶鐵廠，當時是用萍鄉的煤、大冶的鐵到武漢來煉鋼。可以說沒有張之洞，就沒有漢冶鐵廠，也就沒有現在的武漢鋼鐵公司。武漢現在一些帶有軍工、半軍工性質的企業，像武漢鍋爐廠、重型機床廠都不同程度地受益於當時的基礎，或者就是在那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武漢現在的防洪大堤叫張公堤，就是為了紀念張之洞而命名，這條大堤迄今為止仍在發揮作用。武漢和江西的九江一樣，天大的事就是防洪，頭上都頂著一盆水，如果說荊江灣一旦有危險，首先就是威脅武漢，所以武漢的防洪任務非常重。
張之洞主政湖北的政績還可以從商業上表現出來，從當時海關的進出口數字統計情況來看，上海的金融和商業的交易量是第一，武漢（漢口）是第二。那時候武漢叫武老二，武漢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在全國排到過老二，唯有張之洞主政時期，武漢的經濟地位與實力令國人刮目相看。在文教方麵，武漢大學是1893年建立的，當時張之洞把它叫作自強學堂，再往前追溯可以算到兩湖書院，武漢大學是全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馬上要到110年校慶。張之洞當時開設了兩個學堂，一個是方言學堂，相當於現在的外語學院。另一個就是自強學堂，是一所帶有綜合性質的學校，所設的課目比較多。抗戰時期，武漢大學號稱四大名校之一，與西南聯大（當時北大、南開、清華三所學校合並為西南聯大）、浙江大學、中央大學齊名。可以說，沒有張之洞，也就沒有武漢大學。在張之洞之後，武漢在全國再也沒有這樣輝煌過。
解放以後，武漢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地位還可以，曾被稱作武老六，也就是說在全國排五、六位的樣子。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的經濟重心轉向東南沿海地區，湖北雖然自己提出要在中部地區崛起，結果經濟沒有崛起，婦女們的肚子倒崛起了，意思就是說計劃生育超標了，這主要和國家的政策導向有關。現在湖北在全國是在九、十位左右徘徊，既不能說退步了，也不能說有進步。湖北人原來有一個玩笑，說北麵是河南，南麵是湖南，兩南夾湖北，我們是進退兩難，意思說湖北很難發展起來。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湖北是一個好地方，日子比較好過，不是想象中的窮山惡水，但他們隻知道江漢平原，京廣線經過的地方也都不錯，隨州、鄂州、洪湖等地方也比較好。如果到與陝西交界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到十堰市的竹山、竹溪等地方，就會發現比較貧窮，還有大別山地區也是如此，但鄂西人們一般不太去，除非到武當山等地方旅遊。湖北有一個難處就是發展不平衡，光靠一個武漢是帶不動的，除了這一個特大城市，再也沒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八十年代曾想建一個以襄樊、荊州、宜昌的金三角發展區域，把一些大工業項目分散到這些地方，避免過多地集中在武漢。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湖北還沒有一個地方能取代武漢的優勢。
鶯歌啞了、希島崩了、鸚鵡飛了、荷花謝了，這是湖北人善開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這一毛病導致湖北很多好東西出不來或者做不長久。
九頭鳥既不全是讚揚，也不全是貶低，古人的初衷還是以褒義這主，認為湖北人聰明。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負麵特點是善開拓而不善守恒，就像楚國當年疆土麵積最大的時候曾達到五千裏，往東北滅了魯國，邊界到了山東；西北到了陝西的白河，西南麵到了滇池，最南麵到了廣東，東麵為楚國宰相春申君的封地，為什麼上海又叫申城？就是從這裏來的。但是後來國土麵積逐漸萎縮，最小的時候退到安徽宿縣，宿縣被攻破以後，楚國也就滅亡了。當時一流的戰略家認為，天下大勢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齊國雖然也是一個大國，但它的實力不足以和這兩個國家抗衡，當時的天下大勢不是三角關係，而是兩角關係，但最後楚國還是被秦國滅掉了。秦文化有一種後發的銳氣，而楚文化已經爛熟。湖北在八十年代初也是開風氣之先，當時有四大家用電器在全國很有名，即：鶯歌牌彩電、南波希島冰箱、鸚鵡牌錄音機、荷花牌洗衣機，按理說在八十年代武漢人能做出這些產品已經是很強了，後來由於不及時改進技術，在技術上沒有創新，最後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說法是：鶯歌啞了、希島崩了、鸚鵡飛了、荷花謝了，這是湖北人善開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這一毛病導致湖北很多好東西出不來或者做不長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頭鳥，據說明朝宰相張居正為了反對當時日益引起民憤的吏治腐敗，選拔了9個人當監察禦史，他們在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專門打擊貪官汙吏，一時間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這九個人都是湖廣人，當時湖北、湖南沒有分省，他們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認為湖北人厲害，隻要湖北佬一出麵，沒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種讚揚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元朝末年有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劉基（劉伯溫），他是朱元璋的謀士，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後來有人問他，那麼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沒有成功，朱元璋一個放牛娃卻成功了，這是為什麼？就此，劉基在他的一本書《鬱離子》中講了一個故事：有一隻鳥長了九個頭，可喂鳥的食隻有一把，結果九個頭都去爭這把鳥食，互相爭得頭破血流。其實九個頭共一個肚子，一個胃，不論哪一個頭吃到了鳥食，所吸收的營養都供養著九個頭，何必去爭呢？劉基把那些農民起義比作九頭鳥爭食，互相殘殺。而朱元璋坐山觀虎鬥，等別人一番自相殘殺之後自己起來了。這個故事中的九頭鳥是貶義，含有窩裏鬥的意思。有人把這兩方麵意思聯係起來，一方麵說湖北人精明強幹，一方麵說湖北人喜歡窩裏鬥。所以九頭鳥既不全是讚揚，也不全是貶低，古人的初衷還是以褒義這主，認為湖北人聰明。因為頭代表著智慧，九個頭說明智商高；頭也代表著生命，現代醫學認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髒死亡，而是腦死亡，有九個頭說明生命力頑強。毛澤東也比較欣賞“九頭鳥”，在徐海東率領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在致歡迎辭時說：敵人五次圍剿砍了你們五次腦殼，可你們還有四個腦殼，九頭鳥不得了，要翻天呀！蔣介石卻氣得罵“九頭鳥”，曾說過娘希匹，九頭鳥難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