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的性格與湖北的地域、氣候有很大關係。我是一個愛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魯番那麼熱的地方，隻是一種吃燒烤的感覺，是一種直烤，你隻要躲到樹蔭下麵一吹風，身上的汗馬上就幹了。而在武漢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種悶熱，給人一種受壓抑的感覺，所以人比較毛躁、脾氣大，做事虎頭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這種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韌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驢子，驢子有兩個特點：一是韌性；二是倔強。這樣的性格隻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做對了，對到底；二是搞錯了也要錯到底。有人曾問過清末重臣李鴻章最怕什麼？他說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對付的，因為他們有驢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較靈活，發現走不通馬上就不走了，但同時有可能把一些好的東西也給丟了。
胡平：用九頭鳥來比喻湖北人還是比較形象的，湖北人確實比較精明強幹，但也確實有些不好的方麵。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看法，覺得廣東人如果想要騙你，他一開始就騙，中途不會再有什麼變化。比如：一個杯子本來隻要5塊錢，但廣東人一開始騙你就賣10塊錢，而武漢人可能一開始8塊錢賣給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時要搞點小動作，換一個隻值4塊錢的更差的杯子給你。武漢人喜歡不停地做這種小動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覺得武漢人很難打交道，而有些武漢人還自認為比較聰明。還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業家這樣認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別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標少，把關係看得特別重。武漢市場、湖北市場就是一個特別怪異的市場，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敗，很多家用電器在湖北就賣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麵跟東北人一樣，關係好我就幫你做，關係不好我就不給你賣，這個關係在當地相當重要。如果說在北京是誰官大就聽誰的，在廣東是誰有錢聽誰的，那麼在湖北常常是誰的關係好就聽誰的。
陳文科（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代以來，湖北有三次大的開放。第一次開放是被帝國主義用洋槍洋炮逼出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漢口成了13個通商口岸之一。洋務運動中張之洞在漢口搞了幾個兵工廠，奠定了湖北工業基地的基礎，並把漢口推到了對外開放的前沿，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發展。第二次開放在抗日戰爭以前（1928年--1937年），這是湖北尤其是武漢發展的黃金時期，從出口情況來講，當時武漢是僅次於上海的內河港口，與天津不相上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大撤退時退到武漢，當時的武漢事實上相當於臨時首都，中央黨政軍機關都搬來這裏。這一時期充分發揮了湖北九省通衢的地理優勢，帶動了全省的經濟發展。第三次開放，就是建國後一五計劃一直到六五計劃，這是湖北百年曆史上的第三次大發展。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中央政府把湖北作為新中國的投資重點之一，當時156個大項目中大概有七、八個項目放在武漢，比如：武漢鋼鐵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到六五後期，湖北建立了以一二三大型企業為代表的現代化工業體係，具體來講：一是指武鋼；二是第二汽車製造廠；三就是指330葛洲壩工程。
從2000年的幾個主要經濟指標可以分析出，湖北不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而且與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的發展差距也在縮小，經濟對外依存度比多數鄰省市還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現在受到嚴峻挑戰！
從1985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湖北的經濟發展處於徘徊階段。八十年代裏，湖北的綜合實力在全國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九十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國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後有四個主客觀因素，一是國家從84年開始實行沿海戰略，國家戰略東移，湖北不再是國家投資的重點。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靠中央政府投資推動的工業化發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二是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湖北，人們的思想觀念沒有轉變過來，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國家的大中型工業基地，是社會主義工業的長子，當然要享受國家的優厚待遇。中央給項目，我就能發展；中央不給項目，我當然發展不起來的思維中，不會去想是否還可以通過別的渠道來發展經濟，比如發展鄉鎮企業、民營經濟。而那時東部沿海地區，除了有中央的投資，還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觀念也很解放，發展得非常快。八十年代初期，湖北鄉鎮企業的產值與山東、江蘇、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後，人家是以幾何速度在增長，我們還是在原來的水平上矮子爬樓梯，一步一步地來。國有企業的優勢沒有了，非國有企業又沒有發展起來，這是湖北逐漸落後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於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業基地，又是老農業基地。凡是基地就帶有計劃經濟體製的深重烙印，工業的產品按計劃上交，農業產品也是按計劃上交，不像單純的老工業基地，隻要上交工業產品就可以了，湖北這種情況類似於黑龍江和吉林。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這種工農業基地兼備的好處就是既有工業產品，又有豐富的農產品，日子過得很順手。但在市場經濟體製下，農村中的集體所有製農業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城市中的國有工業也受到挑戰。公有製企業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著老工業基地和老農業基地的雙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難過，經濟出現大的滑坡。
1987年我們社科院的兩個學者提出了江西現在提出的這個口號，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區崛起，當時湖北省黨代會也把這個口號作為省委、省政府的指導思想。但是從1987年到九十年代，湖北與東南沿海地區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在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的優勢也大大縮小了，因為湖北原來的起點應該比中部幾個省份高。有人開玩笑說，湖北不但沒有在中部地區崛起，反而成了一個麵鍋，（麵鍋是武漢街頭賣的一種中間凹下去周圍凸起來的早點）。
從2000年的幾個主要經濟指標可以分析出：當年湖北的國民生產總值是4275.32億元，在全國排第10名(也有人說是第9)，但人均GDP為7188元，僅略等於全國平均水平7078元，在全國排第13位；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為358元，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07元，在全國排第19位，這怎麼能說在中部地區崛起？與東部發達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別為上海、江蘇、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上述三省市的11.5%、58%、47.75%。再和中部地區其他幾個省份對比，曾經作為中部地區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別為河南、湖南、重慶、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經濟基礎才比江西多48%，這簡直是說不過去；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額占GDP的比重，除高於河南（2.6%），與湖南（3.7%）持平外，明顯低於重慶（4.9%）、安徽（5.8%）、江西（5.5%），足見湖北不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而且與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的發展差距也在縮小，經濟對外依存度比多數鄰省市還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現在也受到嚴峻挑戰！
我很同意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的一個觀點，即現在中國的地區差距拉大了，一個國家劃分為四個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廣東、江蘇、浙江、遼寧、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邊疆地區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間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顯湖北是屬於第三世界。
湖北經濟發展不快的第四個因素，即區域經濟內部怎麼協調發展？武漢與湖北全省大中城市的關係協調得不夠好，發展不平衡。湖北曆屆省委、省政府過分重視武漢的發展龍頭地位，對武漢取之過多。武漢市的財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湖北的經濟發展麵臨困難的情況下，吃飯、建設、發展、穩定都要靠武漢，這就給武漢增加了很大的負擔，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越是從武漢取之過多，對武漢的負麵影響也就越大，武漢真是步履蹣跚。
我們與遼寧、福建、廣東、浙江、江蘇作了一個比較：福建除了福州，還有廈門、泉州、漳州，發展得都不錯。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寧波、溫州、紹興、台州等城市，而且寧波現在甚至有超過杭州之勢。在江蘇除了南京，還有一個蘇錫常城市群，蘇錫常作為單個城市來講不是特大城市，但它們的經濟總量在95年甚至超過了上海。同樣是長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漢一個特大城市鶴立雞群，經濟發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獨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遼寧省對比，人家除了沈陽這個大城市，還有大連，二雄爭霸可以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構，它們能夠互相競爭，互相補充，互相促進。但湖北的黃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與武漢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個國家級的乒乓球運動員和一個中學生比賽，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過去難以給武漢比較寬鬆的政策，還因為省市之間一直是麵和心不和。在建國初期，武漢是全國的四個直轄市之一，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的委任狀都由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當時的湖北省會是武昌，中南局的機關在漢口。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又將武漢作為副省級計劃單列市，這本身是件好事，客觀上卻加劇了省市之間的矛盾。湖北在八十年代上馬的一些項目，本來可以安排在武漢，以實現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資最少的目標，結果都沒有安排在武漢。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當時全國僅有少數幾個冰箱生產廠，湖北自己引進鬆下技術的一家本來完全可以放在武漢，但最後還是去了沙市，因為武漢是計劃單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稅不一樣，與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
中部地區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農業發展方麵長期以糧為綱，沒有跳出農業抓農業。農業比重越大，產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這樣。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中部地區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農業發展方麵長期以糧為綱，沒有跳出農業抓農業。農業比重越大，產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這樣。1981年時，全國有11個省提供商品糧，江西、江蘇、湖南、廣東、湖北都是提供10億斤，安徽也接近這個數，連浙江當時都提供上億斤商品糧。幾年以後，江浙一帶很快突破以糧為綱的局限，觀念轉變過來，不再當商品糧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發展非農產業上。現在全國能夠提供商品糧的地方隻有9個省區，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就此動了感情：中部地區真不容易呀，不僅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籃子，還要負責全國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籃子。而且當我們的米袋子、菜籃子的價格高了以後，發達地區可能還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籃子，人家進口外國的糧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銷給廣東的糧食出價3毛錢一斤，他們隻同意按2毛8分一斤收購，這樣一來我們就吃了大虧，糧食積壓了很多。這就是產業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區天生應該成為商品糧專營基地，不能搞其他產業了。在其他非農產業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農業特別是糧棉兩大產業實際上還是半計劃性質，在今天搞農業其實是在做貢獻，理應得到國家更多的支持。98年在湖北開了中部地區發展研討會，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討了這方麵的問題。大家認為，近幾年中部地區的發展緩慢和中央有關職能部門的重視程度不夠也有很大關係。
僅僅牽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還要撬牛肚子，幾個動作一起配合。而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是牛鼻子，西部地區是牛尾巴，中部地區正是牛肚子。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一場民族偉大複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中部能不能發展起來。
湖北有一位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他提出一個牛肚子理論。“文革”時期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另外一個老專家下放到襄陽湖放牛。倆人放了4頭牛，其中一頭老母牛不聽話，滾到淤泥當中不起來。這兩個書呆子，一個上前牽牛鼻子，一個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來。結果還是當地農民有辦法，人家拿一個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躥上來了。張培剛先生說眼下中國問題不少，困難很多，就像一頭陷入泥淖的大水牛。僅僅牽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還要撬牛肚子，幾個動作一起配合。而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是牛鼻子，西部地區是牛尾巴，中部地區正是牛肚子。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一場民族偉大複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中部能不能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