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科院還有一位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有一個扁擔理論。1946年，按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從此拉開了全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序幕。當時鄧小平同誌說，大別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擔，一頭挑著華東，一頭挑著西部。半個世紀後鄧小平的沿江戰略裏，長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擔，中部地區正好在扁擔的中間，東頭是上海，西頭是重慶。但現在沿江戰略得益的主要是兩頭，中部地區始終沒有掀起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潮，沒有成為國家一個發展戰略的主體。所以中部地區的步伐總是比沿海地區慢一拍兩拍，後者已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或後期，是屬於加快發展的階段，我們則屬於工業化的前期，還處在上升階段。
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對中部的壓力很大，中部各省都覺得要把本省的發展與西部開發緊緊聯係在一起。湖北提出東引西聯，湖南提出東聯西進，均進行雙向開炮；河南、安徽也大體是東聯西進的意思，一方麵繼續靠強做大和東部地區業已存在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麵要立足於長遠的發展，向西部地區推進，分享西部的市場空間。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的程度來看，中部大多數地方與西部大多數地方還是有層次性的，西部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中部地區正好能夠做得到。比如：中部一些老工業基地的現代化設施在本地的利用已處於飽和狀態，但在西部還有利用空間。中部地區在高新技術方麵的人才整體上要比西部多，他們可以去為西部大開發服務。還有中部作為傳統農產品基地，糧食、農副產品豐富，這些產品卻是西部所缺少的，應該有著廣大的市場……
中部各省現在普遍有一種不進則退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中部不等於中遊，不可能永遠處於不上不下的狀況。中部本來就和東部拉開了很大的差距，如果西部再利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實行超常規發展，那麼整個中部就要被甩到後麵。
對湖北各級幹部而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就是要創造性地思維和工作，多講切合本省實際的“湖北話”……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話”代替講有特色的“湖北話”。
在湖北解放思想的任務也是艱巨、長期的。大別山、紅安一帶也是革命老區，全省有30多個老區縣。老區的思想確實比較禁錮，比如最近黃崗與鄂州之間修了鄂黃長江公路大橋，這座橋本來在八十年代就應該修，但為什麼不修呢？1985年黃崗市召開鄂東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會上我們院長就提出走將軍路線，早日建好鄂黃長江公路大橋，但全場嘩然，當地幹部認為沒有必要建。建了從黃崗到武漢隻要一個小時，但他們怕建了大橋後，黃崗會被隔江的鄂州市吞並去。結果橋修到九江和黃石去了，其實這兩個地方渡口的人流量沒有黃崗的大。這些幹部的封閉思想和以糧為綱的思想非常嚴重，去外麵考察就是考察以糧為綱的指標，回來以後也隻寫這方麵的考察報告。所以這些地方過去工業一直發展不起來，鄉鎮企業發展也非常緩慢，民間資本很少，現在還隻能走特色農業的道路，發展一些特色農業產品。
對全省各級幹部而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就是要創造性地思維和工作，多講切合本省實際的“湖北話”，更多地針對性地研究湖北經濟發展的矛盾，特別是在培育市場主體，構建投資環境，發揮湖北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發展湖北特色的產業、企業和產品等問題上，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話”代替講有特色的“湖北話”。現在湖北提出的口號是“要走在中西部地區的前列”，定位比較科學適度，不但有鼓舞性，還有可操作性。湖北的發展不是要更多的口號，而是要紮紮實實地幹，以前不是沒有口號，而是口號太多，大家都不相信口號了。我相信湖北今後的發展將會穩步推進。
杜建國（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原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
人家說我們湖北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很多事情是湖北率先提出來的，比如說兩通起飛，也就是說交通、流通都搞得很好，對於發展經濟是大有益處的。像武漢曆來是商品流通發達的地方，漢正街的小商品市場八十年代在全國很有名，但後來浙江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走向專業化，生產經營是前店後廠，產品打入國際市場了，而我們還停留在小商品集散地的水平。漢正街在中國最早起步，卻沒有成長壯大起來。武漢的交通在經濟發展中起了一定作用，我到過全國很多地方，發現武漢的交通確實還可以。但湖北沒有利用兩通的優勢把經濟發展起來，這和湖北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關係，而且還有幹部方麵的原因。所以湖北這些年的發展落後了，比起原來計劃經濟時代在全國的影響力也小得多。
湖北有些獨特的優勢隻是屬於資源範疇內，過多地談這方麵的優勢就會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幹部隊伍的素質不跟上，再好的優勢都沒多大作用。
過去湖北一直講具有九省通衢、居中得厚、承東啟西的優勢，但這些話講多了就沒什麼意思。一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都可以講自己是承東啟西、居中得厚，這個優勢不是湖北所獨有。二是現在時過境遷，過去隻有一條長江水道和京廣線的時候，講這些區位優勢還可以，現在再強調這個優勢已經有明日黃花的意味。現在的長江水道有些地段其實荒廢了，因為保護不夠好，有些地段不能通行大噸位的輪船；而且水路運輸比較慢，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快節奏，現在上海到武漢的客輪已經取消，大家來回都是坐火車或者走高速公路。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後做生意都是電子決算或者網上交易，你說湖北這種區位還能有多少優勢可言？
湖北現在有些獨特的優勢也隻是屬於資源範疇內的，過多地談這方麵的優勢就會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幹部隊伍的素質不跟上，再好的優勢都沒多大作用。像香港的區位優勢是曆史原因形成的，可隻要改革開放一到位，上海馬上就讓香港感到了沉甸甸的壓力。深圳現在還會談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嗎？這些優勢都是暫時的，就是還有一些，也已經不明顯。現在東部都在著力營造環境優勢、人文優勢，中部地區現在也隻能在這方麵下足功夫。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湖北經濟發展目標科學定位，不僅是一個轉變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轉變黨風，轉變領導作風領導方式的問題。
這次湖北省黨代會對全省的經濟發展是站在一個戰略角度來思考，與過去的切入點不一樣。過去一些不切實際的提法現在不提了，比如八十年代曾提出要把武漢建成國際性的大都市，成為東方芝加哥。那時候想得很遠大，先由一些專家提出來，政府也跟著炒作。現在大家都很務實，武漢隻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就行了。過去還搞過經濟指標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評上十強縣市，結果導致部分市縣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泛濫，“吹”風盛行，與泡沫經濟互為推波助瀾，以至相當一部分縣市不能按月足額發放工資，發放最低社保。即使是“十強縣市”，有幾個能做到按月發放公務員和中小學教師工資？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對湖北經濟發展目標科學定位，不僅是一個轉變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轉變黨風，轉變領導作風領導方式的問題。現在不搞這些名堂了，十分務實，省黨代會提出來湖北要成為現代物流中心區、現代機械製造中心區、金融貿易中心區等等，目標明確，有可操作性。湖北現在是一個農業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但我們要走向強省的地位。以後不再評“十強縣市”，而是評信用十佳城市，這就要看各地的投資環境和人文環境如何了。
湖北的環境是製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中部地區往往既有官商的惡習，又有奸商的劣根性，兩者一結合，過去人家確實不敢到湖北來投資，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俞書記來後下大力氣抓了三個環境，即：嚴明規範的法製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
俞正聲書記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當過主要領導，又在中央政府的職能部門工作過，經驗豐富，能力很強。我參加過幾次他主持或發表講話的會議，發現他經常脫稿講話，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風格，大家都很願意聽他作報告，在深受教育外，還覺得那是一種享受。在通報張二江所犯罪行的電話會上，他痛斥張二江是“五毒書記”。他脫稿講得相當好，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國內很多報刊轉載了。再比如談到幹部的學習問題，俞書記說：學習是一件好事，但學習的結果是要有真才實學，不能為了搞文憑而學習。我們這些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幾個是博士、碩士呀？反正我不是什麼士。共產黨的幹部大都是通過刻苦自學，在實踐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李先念、李瑞環同誌是什麼學曆呀？但誰能說他們講話沒有思想、沒有水平。林佳楣同誌曾經和我說過，她第一次見到先念同誌還以為他是一個儒生，是一個文化人。但我們都知道先念同誌僅僅讀過幾年私塾，後來成為木匠，再後來參加了革命，完全是自學成才。陳雲同誌也隻是讀過幾年書，可他的講話多有哲理思想呀！與此對比，我們現在一些幹部何必去追求一些徒有虛名的“博士”、“碩士”。隨著形勢的發展，今後幹部的學曆會越來越高，這是幹部隊伍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強調這一點並不排除使用那些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學曆不是評價幹部的唯一標準。各級幹部的心思要用在學習和工作上，不要用在追求一些名不符其實的事情上。搞假文憑無非就是為了升遷，沒有這種水平，硬說自己有這種水平。一個人如果在學習上都可以搞假，還有什麼方麵不可以搞假呢？
俞書記還講到在職幹部公款出書、辦攝影展、書畫展的問題。他說：幹部願意學習，願意作一些理論上的思考，願意寫文章，這都是應該鼓勵的好事。但是拿公款出書就不好了，人家為什麼要買你的書？商家為什麼要讚助你？還不是因為你是一名領導幹部。你投稿到出版社，人家能用就用；人家不用，你也不需要找什麼商家來讚助你，他們一讚助你，你的麻煩也就來了，肯定要有所交易。退一步講，如果你寫出來的東西確實有自己的思考，有一些真知灼見，出版了倒也未嚐不可。但如果你是靠剪刀加漿糊，或者靠鼠標粘貼、複製出來的東西，這也沒有多大意思。雖然觀點內容是對的，但都是普通話，沒有什麼新東西，我們應該針對湖北的情況多講一些湖北話……當前幹部的腐敗問題除了經濟方麵的腐敗，比較突出的還有學曆腐敗、出書腐敗，俞書記的這些講話很有針對性，沒有一句空話、套話。而且在講話中網開一麵，以前用公款出了書、搞了假文憑、有原始股票的，向省紀委說清楚就可以了，“我不過問具體的人是誰，檔案中也不記錄。但以我現在的講話為界線，以後不準再這樣搞”，這樣一來，解脫了不少人。我一聽這些話，覺得俞書記比較開明。
他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央說今年是轉變作風年、調查研究年，省裏也說今年是轉變作風年、調查研究年，市裏也這樣說。但上上下下如果僅是這樣說一遍，哪有什麼意義呢？湖北既然說今年是轉變作風年、調查研究年，那就要拿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實實在在的措施來。他認為湖北的環境是製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中部地區往往既有官商的惡習，又有奸商的劣根性，兩者一結合，過去人家確實不敢到湖北來投資，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
他下大力氣抓了三個環境，即：嚴明規範的法製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一個地方如果沒有這幾個環境，誰敢到你這裏來投資？首先是從省直機關做起，搞了一個學、查、改活動，學就是學中央關於作風建設方麵的一係列文件和好的典型；查就是查找存在的問題；改就是製定整改措施，大概從七個方麵進行了整改，比如：清理小金庫，清理報刊雜誌，清理亂收費，清理多頭執法、多層執法。俞書記真抓實幹，一抓到底，不像有些領導對很多工作都是說說而已，說完了也就沒事了。比如清理小金庫，可不是開玩笑的，而是通過人民銀行、紀檢、監察、建設等多個部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