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老幹部又說這是毛主席的事，不應該舉這個例，也就是不合適。我說不能為尊者諱，大躍進那幾年搞得民不聊生、民怨騰沸，劉少奇幾次勸毛要慎重一些，說我們的所作所為是要上史書的，是要承擔曆史責任的。但毛聽不進去，仍一意孤行，還繼續搞左的一套，大反右傾，直至發動“文革”，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災難。對他的晚年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已經做了分析、總結，我為什麼不能說呢？
湖南受到比較濃厚的保守文化影響，從舊的意識形態藩籬中剝離出來分外艱難痛苦。表現在寧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條，崇高權力，輕視經濟，或者從政治層麵去思考經濟問題，對新的變革曾難以適應，從而多次貽誤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與有利條件。說一個過去的笑話吧，八十年代末物價騰漲時，湖南市場還是比較穩定，農副產品比較豐富。廣東有個代表團來湖南采購糧食，省裏作了個決定，對該代表團要熱情接待，讓他們吃好玩好，但糧食一粒也不賣給廣東，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糧，心中就不慌。後來湖南糧食多得賣不出去了，派了個代表團去廣東推銷，廣東方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他們吃好玩好，但一粒糧食也不要。兩省關係鬧得有些僵，至今廣東在湖南沒什麼投資。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與時俱進，這看來是中部地區開啟現代化之途的共同課題。記得是93、94年吧，《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長江中遊濤聲依舊，說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區在新一輪改革中沒有什麼動作。我看了心裏很不好受，雖然幾個省彼此彼此，但畢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發展才好。
最近湖南這兩屆省委幹得不錯。王茂林同誌是1993年來湖南的，他有新觀念，新思路，給湖南帶來了一些新變化。過去湖南是“不給不要，不請不到”，這是胡耀邦所批評的，意思是過去湖南總是坐等中央頒發的政策、路線或者下撥的財物。王書記來後，要有關部門經常去中央各部委對口跑，要項目，要資金，要幫助。這一屆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來歲的新幹部，文化素質都比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擔當的魄力。在經濟工作中大抓了基礎建設，尤其是交通。95年昌九高速、京九鐵路一搞，江西搶了先手，爭了風光，不少湖南人覺得湖南有危機了，那時湖南還沒動哩，都是舊式公路。可時過境遷，現在湖南不但有107國道，而且從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質量標準都比較高、用進口柏油，沿途綠化，兩小時之內就能從長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陽到湛江的鐵路已經開修，它從湘中穿過。重慶到長沙的鐵路、長沙到張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陽到昆明的鐵路，以及重慶到上海的鐵路等，都正在建設之中。車輪如風的三湘大地，正在成為貫通中國東西南北的一個重要通道。
現在的省委書記是楊正午，省長張雲川（注：現已調任國防科工委主任）。張雲川先是擔任長沙市委書記，其政績主要在舊城區改造，城市麵貌為之一新。如火車站前的五一路拓寬，搞綠化帶；又如老城的黃興南路步行街的建設，這裏居民密集，老牌字號名店林立，房屋產權複雜，關係也多，但長沙市決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標準也高，建設好後就是比起上海、大連等發達城市也毫不遜色。環城高速公路現在已通車兩環，將要搞三環、四環，這是張雲川當長沙市委書記時就下決心搞的。
長沙、湘潭、株洲間的高速公路已成體係，這三個城市彼此相距40～50公裏，以後電話可直撥。湖南現在把長株潭作為一個城市來規劃，長沙市區非農業戶口146萬，湘潭是52萬，株州是54萬，全部加起來是250萬人口。到2020年，準備把人口規模達到500萬，占地麵積為長90公裏、寬50公裏。等到快速新幹線開通以後，北邊通嶽陽，南邊通衡陽，形成一個城市帶，叫做湘江中下遊工業長廊。省委這兩年的發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長沙、湘潭、株洲三市一體化、城市化，帶動全省的城市化，用這三市金三角的工業化和信息化帶動全省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湖南的國有企業體製改革、產權改製力度很大，基本都改成股份製，或私人承包。如常德市隻剩下常德卷煙廠，它是大戶，有七十多億銷售額，三十多億利稅，這國家是要抓住的，其他企業國家都放手了。長沙的阿波羅大超市名義上是國營，實際上是股份製，也已經改製。長沙因為國企更多，加上是省會城市，怕震動太大，隻能分階段進行，但原則隻有一個，國企搞不好，就遣散、破產，由人家兼並、承包等。民營企業也要務求做強做大，湖南民營企業有名的是遠大公司，是兄弟倆創辦的，都是知識分子。現在民營企業更多的是從事商業、服裝、食品之類，搞製造業、高科技的還很少，主要有創智軟件等。湖南以後將在計算機產業化、市場化方麵加大動作，力爭有個較大的發展。湘計算機是上市公司，就是以國防科大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
這些年來，省委對青年幹部素質的提高一直都很重視，每年從省直單位及地市抽調一百多青年幹部去國防科大學習，每期半年，一年兩次，主要學計算機、係統工程、英語，目的是適應新時期的工作。總起來說，湖南這些年比過去更重視經濟工作，但比廣東、上海、江浙還是要差，可能搞政治、理論、文化方麵的建設要強一點，或者更在行。曆史上湖南人重文尚武，書讀得好，豬養得好，兵當得好，但經商經得不大好。湖南人過去搞政治、現在玩文化確實有一套，如電視文化就成了湖南的一個品牌：玫瑰之約，快樂大本營，投巨資參拍《還珠格格》《雍正王朝》，又舉辦金鷹電視節，還在嶽麓書院請黃永玉、餘光中、餘秋雨等名家開講，在全國搞得影響很大。但文化活動該如何有利於精神文明的建設，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這值得認真研究。在湖南，也在全國，社會各界對《雍正王朝》的看法就迥然有別。金鷹電視節影響是大，但賠錢不止，每年要賠進幾千萬，而且買斷了十年。今年本來搞不下去，據說省裏下令卷煙廠資助，長沙、常德兩煙廠共拿出幾千萬元……
胡平：在長沙時，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當了20年省政協委員、又兩屆政協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告之了我對這部主要作者是湖南人、也是湖南出資拍的《雍正王朝》的看法。他以為，雍正至少有兩個問題，一是對海洋實行封鎖，當時沿海的工商業已經比較發達，但他下令不許片木下海，把很多廠礦封掉或內遷五十裏。（此說有些不確，下令“不許片木下海”的是康熙，但禁海如禁火的國策，由康熙起，經雍正、乾隆，一直到鹹豐、光緒，都是照此辦理的。）二是壓製一切不同的聲音，對任何不同的意見進行殘酷打擊，具體表現形式就是文字獄。中國的封建製度在唐宋時期已經達到繁榮的最高峰，明朝之後中國被落後的遊牧民族所統治其實是一種曆史的倒退，滿清所代表的仍然是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隻會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唯我獨尊，壓製民主，扼殺明朝中葉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我們將滿清200多年的曆史放在世界曆史範圍來看，這段時間西方國家已經完成文藝複興，現代化的工業革命精血飽滿地上路，並帶動起無數燦若星河的發明創造。這是一個巨人輩出的時代，湧現了很多思想家、科學家，像牛頓、達爾文、盧梭、伏爾泰。黑格爾的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已在掀起一場心智風暴，而紐約、倫敦的股票交易市場裏人頭攢動，空氣裏滿是海鰻般活躍的資本在作無形的遊弋……兩相一對比，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滿清時代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所謂雍正皇帝的勵精圖治，以及總有人渲染不休的“康乾盛世”，總體上不但在中國曆史上起了負作用，更與世界的發展潮流背道而馳。
李先生頗有些氣憤地說：“《雍正王朝》之後，熒屏上到處是清宮戲、帝王戲泛濫，群起而竟相仿效，這真不是湖南人的什麼功德，相反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一些湖南人的落後和保守的思想動態。”
中國的東西部之間存在很大的梯度差，東部發達，西部落後，湖南、江西兩省正好處在這個十字路口，這種情況有點像歐洲的瑞士……
朱翔：中部這幾個省要發展經濟，首先一定要把工業化搞上去。現在說工業化，很多人可能認為已經落後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總是說要退二進三，現在許多人已經明白，沒有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搞不起來的。湖南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想清楚了，現在不但要進三，還要進二。我認為比較合適的產業結構應該是第一產業占10%，第二產業占40%--50%，第三產業占50%。也就是說五四一的結構才比較合理。湖南和江西現在可能都是三三製，一、二、三產業各占30%，這個結構還需要調整，但各個省千萬不能搞一刀切。
全國城市化的水平是35%--36%，湖南現在是29%。我們國家將來肯定是要讓大量的農民進城，即使每年放100萬人進城，20年才放2千萬人進城，這個數字不多。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50%--60%也不多，西方國家已達到90%多。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達，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城市化水平要達到75%。現在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將來農民大量進城後，不能搞虛假城市化。進城的總人數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要進入中心城市，三分之一的人進入中小城市，三分之一的人進入小城鎮。但小城鎮千萬不能遍地開花，如果到處搞小城鎮那是錯誤的。我認為小城鎮如果沒有8千人左右就不會有什麼效應，重點城鎮如果沒有3萬人左右同樣不會有什麼效應，一個城市達不到30萬人口，也不會有規模效應。
中國的東西部之間存在很大的梯度差，東部發達，西部落後，湖南、江西兩省正好處在這個十字路口，這種情況有點像歐洲的瑞士，處於南歐、北歐之間，東歐、西歐之中，自己也不靠海，也沒有什麼礦產資源，但它們旅遊資源豐富，鍾表製造業發達，國民生產總值很高。所以我們的道路應該怎麼走，把國內外的例子對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我們還是要立足於本省的資源優勢，北靠南連，承東啟西，把自己的經濟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