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國的縮影，研究中國就應該研究河南，中國文化的所有東西，在河南幾乎都有明顯地體現。
全國有70%的姓氏都來自河南，這雖然不能給河南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間接的益處是有的。
馬國強:我感覺河南是中國的縮影，研究中國就應該研究河南，中國文化的所有東西，在河南幾乎都有明顯地體現。很多知識分子真的是愛之愈深，恨之愈切，覺得自己的民族醜陋不堪，覺得我們的文化對現代化進程起著非常大的製約作用。但這個過程終歸會過去，可能河南文化和中國文化中一些當作沉重的曆史包袱給甩掉的東西，以後某一天還得再撿起來。當發現經濟發展換得的是人情淡薄以後，人們就開始冷靜思考了。年輕的時候我也是憤世嫉俗，總想早一天離開河南，就像當年有些人希望早一點離開中國，老覺得美國有多好。雖然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不是太高，河南的經濟建設也算不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當我到50多歲的時候，走遍全世界看了看，我明白了我們的文化不能連湯帶水全潑完。明白了人不能光活在物質世界當中，還要活精神。我沒有一點革命的色彩，隻是認識到對曆史的反省一定要通達和客觀。
河南真是有很深的文化積澱，這兩年國人的尋根意識增強了，尋根是因為大家有錢了才尋根，沒錢誰願意尋根？全國有70%的姓氏都來自河南，這雖然不能給河南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間接的益處是有的。有一年我在台北搞美展，一天下午我見到了陳立夫和蔣緯國兩位，我們在一起聊了三個多小時。他們和我一見麵，就是"喲，河南家鄉來人了！"陳立夫寫了一本書《成敗之鑒》，第一句話就是"我是鄭州人"。但他的老家是淮陽，淮陽原名叫陳州，就是包拯當年下陳州的那個地方，也是陳勝、吳廣的老家。這個地方不得了，現在又有人祖伏羲氏之墓。蔣緯國很愛開玩笑，他說："國強，我們都有一個‘國’字，都是國字輩的人"。我問他怎麼說自己是河南人？蔣緯國說，當年父親要我的裝甲兵部隊全部推廣少林拳，而河南嵩山的北少林拳是正宗的，所以說我也是河南人，咱們都是國字輩……走到河南的每一寸地方幾乎都有故事，從河南東部說起，你過了徐州從商丘進入河南，中國的典故、成語以及唱戲的戲本上的故事，可以一路說到西部的三門峽市，像“捉放曹”、曹操與袁紹之間的“官渡之戰”，劉邦與項羽對壘的鴻溝（現在中國象棋的楚河漢界即緣名於此），還有“杞人憂天”等等，它們都發生在河南，可以化為當今發展經濟的無形資源。
河南有不排外的特點，這與它地域遼闊、交通方便有非常大的關係。東西南北的方言雖然有一點區別，但是差別不大，不像湖南、江西的南北方言差別那麼大，甚至彼此都聽不懂。地理方便既讓河南深受其害，也深得其利。受害主要表現在曆史上主要的重大戰役都在這裏發生，三國時期幾次有名的大戰都是決戰中原，即使是外麵打的赤壁大戰，曹操也是從許昌拉過去兵員；官渡之戰在河南，李自成商洛出兵也在河南大打一仗，河南境內的戰爭太頻繁了。即使河南不是主戰場，也在主戰場的邊緣，像抗戰時武漢會戰拉上了河南，台兒莊大戰、淮海戰役也是如此。深得其利就是經濟文化容易交融，這幾年河南的交通硬件建設全國一流，從鄭州出發一兩個小時可以到省內任何一個城市，包括最邊遠的南陽都可以當天往返。你別看河南不臨海，但是信息優勢也是有的，因為交通優勢特別是地麵交通、公共交通優勢，帶來了信息優勢，同行們最羨慕我們《河南日報》的記者，我們的記者派出去方便，當天印的報紙當天就可以發行到全省，在早上8點鍾之前，所有的讀者都可以看到《大河報》，即使在南陽山區（伏牛山和桐柏山、大別山一帶）任何一個山村，你都可以看到報紙。因此《大河報》在全國都市報中，年創收利潤和速度是最高的，發行80多萬份，年創純利潤8000多萬元。就文化產業這一項來講，由於河南的交通便利，三兩年之內中西部地區其他省的報紙很難超過我們。
河南這三五年與"官本位"意識的告別要比外省走得更遠、走得更快，市場化已經逐漸被很多河南人認可。
河南的覺醒光靠知識分子不行，靠當官的也撼不動。河南的覺醒就是從紅旗渠的覺醒開始的。
張宇:河南這幾年的軟件建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最明顯的是知識分子，對官方、體製的依賴性沒有過去那麼頑固了。河南的作家在全國被稱為"豫軍"，不管是人在本省還是省外的，有十多個作家在全國都有名，而且都集中一個年齡段，像二月河、李佩甫、何向陽、周大新、劉震雲、劉慶邦、閻連科，還有青年軍事作家柳建偉。但河南作家在全國作家中是屬於比較民間化的，像二月河、李佩甫從不伸手要官當，也不要什麼代表、委員當，作家就是作家，寫自己的小說，用自己的小說說話。省文聯黨組書記說過這樣一句話，"還真是奇怪了，怎麼到了這樣的機關，沒有見到一個跑官的作家"？河南的經濟界也是這樣，企業家們現在普遍認識到隻要把一個企業做好了，同樣是對社會作貢獻，你當你的官，我當我的企業家。
馬國強:作家知道自己的事業成功應該在寫作上；企業家知道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不亞於政治家，專心致誌地當一個企業家；新聞界人士能成為一個知名的記者、編輯也同樣是很自豪的事情……人們的價值觀念開始進入多元化。不像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了又隻有做官高，過去這種思想在中原太嚴重了。現在雖然還是“讀書高”，但是比前幾年方向分流了，像我們《大河報》設立了首席記者、首席編輯，你隻要做好了還可以當總編輯。企業家現在也在社會上受到普遍尊重，像新飛電器、雙彙集團的老總都是河南知名的企業家。河南這三五年與"官本位"意識的告別要比外省走得更遠、走得更快，市場化已經逐漸被很多河南人認可，這對於深入推進改革非常有幫助，也是社會在進步的標誌。當然現在還存在"萬眾報考公務員"的現象，這和外地一樣，但是萬眾爭當一名企業家，當一個名作家、名記者、名編輯的比例，現在要比過去大多了。
張宇:作家現在有事一般不找領導，比如住房問題，我們賺錢自己買商品房，找領導還嫌麻煩，還得向人家低頭，說軟話，你給我就要，不給我就自己想辦法。西安的同行對此還不理解，我們現在覺得很正常的事情，連賈平凹都不理解，他說你傻了，自己掏錢買房子，讓公家分一套不就完了。但我覺得自己花錢很自主。人們開始背離"官本位"意識，開始覺醒和自我創造，追求個人的價值，這是河南必然會興旺發達最重要的表現。
馬國強:現在河南下海的官員不多。從表麵上看，官員下海是價值觀念多元化的表現，實際上不少下海的官員是貪官汙吏，他們在當官期間鋪墊了很多東西，下海是為了受用這個結果。但也有些官員下海真正是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像河南桐柏縣開始送幹部到沿海打工，有些人打工以後不想當官了，他們在打工的過程中發現掙錢很榮耀，留在當地當起了小老板。這種人雖然還不多，但這種觀念很有代表性。過去中原人最願意守著自己的家園，但現在的開放意識可能比其他內陸省都要強。河南人走出去以後，擇業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讓河南人給人家搓背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溫州人、揚州人幹的事情，現在讓江西的農民出去給人搓背可能還會覺得很丟人，但河南商丘出了一個"搓背村"，不管這活是髒是累，但農民覺得用自己的雙手，通過辛勤的勞動去掙錢就非常光榮。河南現在有很多"搓背村"、“擦皮鞋村”、“編柳籃村”，這說明人們的觀念真的開始變了。
河南最有名的是林縣，就是建紅旗渠那個地方，號稱是"十萬大軍出河南"，他們以建築業為龍頭，有十幾萬人在外麵搞建築，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多年積累的石匠技術用在了建樓上，保證了施工質量沒有問題，北京西客站就是林縣人建的。建築業內隻要一聽說是建過紅旗渠的林縣施工隊，二話不說，絕對放心，這支隊伍可謂在全國無往不勝。輝縣有一個郭亮村，就是謝晉導演拍電影《清涼寺的鍾聲》的地方，現在這個村叫"影視專業村"。郭亮村處於太行山區，過去與華北平原是隔開的，交通很不方便，但這裏的農民也用自己的雙手，在萬丈懸崖的陡壁上挖出一條十幾公裏長的洞（隧道），裏麵能夠通汽車，他們每挖一段就在上麵掏一個天窗透亮，整個工程的艱巨不亞於修建萬裏長城。紅旗渠和郭亮村集中表現了河南人堅韌不拔、適應環境、改造環境的能力，你若去看了會非常感動，這兩個工程讓去看過的人無不為河南農民感到驕傲。
張宇:我為紅旗渠和郭亮村的事寫過一篇小文章，這兩個工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有聯係的，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發生在河南的濟源市。這種精神可能來自於河南人的血脈，南方人往往隻要把算盤一打，覺得付出的勞工不合算，就不會幹，而河南人不計較利益，就是要想辦法把山打通。過去沒有想到郭亮村能成為旅遊村，現在它比人造景觀的效果要好十倍，雖然它也是人造的，但當時不是為了讓人們參觀，而是為了自己的生存，為了與外界的溝通。紅旗渠現在也是歪打正著，當時修渠的灌溉效應早就不大了，現在旅遊效應大大超過了灌溉效應。更可喜的是通過修建紅旗渠，為後人找到了一個謀生的手段，所以才有今天的十萬大軍出河南。
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這句話現在看不一定對，但說實話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確實在於農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不解決，中國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尤其在中部落後的省份，農民覺醒了才是真正的覺醒。河南的覺醒光靠知識分子不行，靠當官的也撼不動。河南的覺醒就是從紅旗渠的覺醒開始的，當農民從土地上走出去，其主要收獲不僅是經濟利益，還有來自各地乃至世界的信息，人們的價值觀念便發生了變化。官方在林縣現在根本不用提改革開放，農民自己滿地跑，轟地一下全走了，他們滿腦子想得就是開放。
現在有農民和美國合資在林縣建飛機場，在山窩裏建飛機場以前想都不敢想，但現在他們感覺回家不方便，路太遠了，那就造一個飛機場吧，農民們隻要想到了就馬上幹，第一想法就是先幹了再說，河南話叫“兌得去球！”就憑這一點，我對河南的未來也充滿了信心。
河南人，無論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還是處於文化邊緣的農民，都具有做事從容不迫的品質。
河南的官不好當，想要當維持會長不難，可要改變河南、發展河南，必須切實拋棄當“太平官”或為個人做出政績之念，最需要一種務實的科學精神。
張宇：河南現在的發展速度不算很快，但比前幾年快多了，經濟總量在全國也在前列。河南人不會宣傳自己的，不急於炒作自己。北京作家有一個說法，如果圈裏忽然幾個月看不到一個人了，那個人肯定是河南人，而且肯定關在家裏寫長篇。河南人，無論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還是處於文化邊緣的農民，都具有這種做事從容不迫的品質。如同遇到痛苦和困難欲加無奈的時候，河南人喜歡自嘲，別人大肆炒作自己，將自身說得一朵花的時候，河南人往往也寡言少語，人家厲害就讓人家厲害，這是河南人的性格基礎。像河南作家寫出來的東西都比較厚重一樣，河南人的不慌不忙裏能讓人感到一股力量。我本人對前一段全國人民說河南這個現象是比較樂意的，我的看法和別人不太一樣。在河南經濟建設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似乎遭到了全國民間話語的“痛斥”，其內涵有兩點：一河南人口眾多，往全國跑的人也很多，由此向全國人民大大地展示了河南人的生存能力。為什麼前些年不見“妖魔河南化”？這正表明河南人還沒有走出去；二既然河南人的影響力大了，正負麵影響都會有。這就像溫州人早年展示他們的生存能力一樣，一方麵爽快、敢做，一方麵又造假現象嚴重。溫州經過整頓經濟秩序，由造假到規範市場，提高質量意識、名牌意識到現在的欣欣向榮，名揚國內，這總得有一個曆史過程，剛起步的時候肯定會有一些不和諧的雜音，這一點和現在的河南非常相像。所謂全國人民說河南，也是處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這是我的一個民間看法。
我同意你在中部地區領導人很重要的觀點，在一元化體製領導下，權力機關的主要領導人常常是決定當地命運的樞紐或開關。河南曆史上曆次運動像大躍進、劃右派、人民公社都是重災區，河南劃的右派最多，其中有一個階段劃的右派占到全國的一半。河南官場的"緊跟"意識很強，喜歡跟上麵跑，而且還要跑在全國前麵，仿佛全國政治覺悟最高的是河南人。河南的極左不能怪河南人民，其實河南老百姓挺倒黴的，他們可愛之處就是太聽話，60年餓死多少人，河南糧庫裏堆滿了糧食卻沒有人去動，老老少少活活地餓死，“信陽事件”就是這麼回事。為了不給共產黨抹黑，他們也不出去討飯。我當時還很小，而且在城裏，沒有經曆過這些事，隻知道農村餓死了很多人。但城裏人也隻定了18斤糧食，有時是紅薯麵，有時是玉米麵，有時是好一點的白麵，但都是有比例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們上山扒樹葉、扯瓜秧吃，找山裏紅，用瓜菜代替糧食，最後城裏城外能吃的樹葉都吃了……河南人那時候真恨當時的省委書記吳芝圃，但沒有什麼渠道表達上去。後來中央發現這個問題，把吳給抓起來撤職查辦，信陽有一個叫路憲文的專員也給抓起來了。這以後“文革”開始，河南動亂無窮，因為造孽太重，幹部之間互相爭來鬥去，矛盾、派係錯綜複雜。因為"左"的土壤比較豐厚，河南的官不好當，想要當維持會長不難，可要改變河南、發展河南，必須切實拋棄當“太平官”或為個人做出政績之念，最需要一種務實的科學精神。李長春在河南的重要貢獻就是對河南的經濟發展格局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很多建設性意見。
馬國強:李長春的開明開放意識也很突出，《大河報》創刊時他還在河南，他那時經常表揚我們《大河報》。他對新聞工具和輿論監督的理解與把握、對文化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地位的理解與把握，都是比較好的。
張宇:李長春走了以後，我感覺有一段河南的發展不如他主政的時候。省裏動靜最大的一件事是幹部下鄉。這事的出發點和動機可能是好的，但觀念還是傳統得很。我們想一下，4萬名幹部下鄉每天要花費多少，而且不是短期的，動輒一期就是一年。一個小小的檔案局都要派幾個人下去，幾乎把這個單位的經費全部吃完。實際上下鄉的車馬費、汽油費，給幹部的出差費、補貼費，大大高於了扶貧款，搞得上下怨聲載道，又勞民傷財、浪費資源。
馬國強:但這種做法容易出經驗，也就能出政績，讓上麵看到某某人在政治上是堅定的，河南的社會主義教育搞得多麼好。當然也不能說實在的效果一點沒有，總有農民的負擔減輕了，總會修出一些路，總會聽到一些困難戶感激不盡，上電視、報紙的效果很好。但扶貧濟困不是這種搞法，實際上這還是在輸血，本來應該是激活其細胞，讓他們自己“造血”。這是逆市場經濟而動，撿了瓜子丟了西瓜。而且，河南剛剛形成的工業化氣候，被這一政治化舉措給打亂了。現在市場分工越來越細，政府部門正在向市場經濟接軌，怎麼能讓各廳局的幹部都去做農村工作？這還是過去搞運動的做法。當前各省區都在市場經濟中搏弈鬥法，倘若還用傳統的觀念指導現在的經濟建設，顯然會再度耽誤河南的發展時機……
馬國強:現在的省委書記李克強和省長李成玉非常開明開放。李克強書記的個人素質不錯，學識也很好，看一個人不能光看學曆還要看學識。李省長是從寧夏過來的，這個人敢說真話，口碑非常好，抓幹部作風很務實，講話不張揚，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非常到位，我相信在他們的領導下，河南會有更大的發展。
那份幽靜與開闊，來自於好不容易濾去的、曾喧囂於一時的浮誇、浮華與浮躁，深藏著中原大地的滄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樂……
胡平：在中國，凡涉及“大躍進”到“大饑荒”這段曆史的大量著述裏，很少有不談到河南的。為了讓年輕的讀者有些了解，我不妨簡述如下??
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在這之前，河南已經刮起欺上瞞下的浮誇風，高產“衛星”滿天飛。其實1958年河南的糧食產量隻有281億斤，身為省長的吳芝圃卻咬定有702億斤，由此導致了全省範圍的高征購。同年6月在省委一屆九次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玨等領導幹部試圖糾正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而吳芝圃取而代之成為省委第一書記。次年，借著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觸天之怒，吳芝圃再度搞高征購，“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會像土改時期鬥地主那樣被鬥得落花流水；而哪個農民膽敢不交足糧食，便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關押拘留，拆毀房屋。在誕生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信陽地區，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僅從1959年11月至60年7月，為追逼糧食，經專政機關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達667人。在後來的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檢討中，亦稱這個時期的信陽，為“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吳芝圃唱功不凡。1960年10月間，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來河南調查了一個星期。像是一位老師教一個冥頑的學生算術，他一一扳著手指頭說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幾筆帳算下來，陳雲的結論是，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
吳芝圃仍堅持唱道：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正是陳雲在河南的那幾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四名幹部，將一份關於河南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裏披露，在信陽地區，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遂平縣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的10%，在有的隊竟達到了30%。各種令人發指的暴行，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1960年，僅信陽一地就餓死50多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同年，河南全省人口比上年減少161萬人。
1958年底，毛澤東兩次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吳芝圃還盼望黨中央能在鄭州開一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他已經從硬件上作了精心準備，在鄭州北郊的黃河岸邊，靠著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資金，興建了一片豪華的園林型的別墅群。別墅群內，除了按當時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的一幢大樓外，還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有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副主席、主席，麵積與舒適性逐級遞增，以主席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豈料落成後隨之信陽事發，中央震怒，吳芝圃遭查辦下台，此處尚未開張就打入了冷宮。此後，中央再也沒有來過鄭州開會。（以上可參見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張向持著《解讀中原》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我打聽了一下，此處一度拿來辦黃河大學，後來沒有辦成，又改作接待貴賓的黃河迎賓館。豪華早已談不上了，不要說跟北京、上海的星級賓館比，就是與鄭州的比也差之甚遠。但是現在走進去，它的那份幽靜，那份開闊，那份蔥鬱，讓你身置其中心曠神怡外，還讓對河南那段慘痛的曆史有些了解的你覺得，那份幽靜與開闊，來自於好不容易濾去的、曾喧囂於一時的浮誇、浮華與浮躁，深藏著中原大地的滄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樂；而白楊、泡桐、雪鬆等各種挺拔的老樹上的無邊蔥鬱，則似乎在微風裏輕輕地提醒後人永遠思忖：
立國之本源自何方？
執政之基來自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