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環境汙染相當嚴重，九十年代末期，鄒家華副委員長在一次全國人大環資委會議上明確講，太原是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貨真價實的倒數第一。太原這兩年有了一些變化，過去晚上能看見星星簡直是一種奢侈，1999年一級空氣環境根本沒有，二級空氣環境隻有45天，所謂二級空氣環境就是汙染物顆粒含量指數在100以下。後來通過大量地建公園、搞綠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達到180天。大同、介休這些城市都是燒焦炭的地方，汙染比太原還要嚴重，隻是沒有列入全國46個環境監控城市。
趙瑜：山西有中央、省、市、縣、鄉各級乃至軍隊的煤炭企業，大大小小的煤礦密密麻麻分布全省。山西現在挖成這個樣子，主要是國家大型企業。也許是作為補償，現在國家提高了一點煤價，但等到煤炭提價了，國家又得反過來限製開挖，因為國內依靠能源生產的企業像化肥廠日趨飽和，市場對煤炭的需求量也相應減少。對地方而言，尤其是縣、鄉兩級，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積累，晉城有一個叫巴公鎮的地方，最興旺時一個鎮有私人煤窯300多家，私人鐵廠也有近300家，這裏的千萬元戶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積累，又容易造成生態極大的破壞。這些地方的環保部門普遍監督不力，為什麼監督不力？如果把這些支柱企業關掉，縣裏的財政收入就少了，縣委、縣政府包括環保局都得喝西北風。我曾到介休縣去調查研究環保問題，縣環保局給我派了車。司機告訴我，這輛車就是汙染大戶給局裏買的。你說執法部門的車都是人家買的，還能去查人家嗎？我說縣裏連一輛車都買不起嗎？司機說咱們縣裏不靠人家能靠誰呀。縣委書記每年春節都要去看望這個汙染大戶，連開縣黨代會、人代會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見，因為需要人家讚助經費，否則連會都開不成。地方政權得靠這種企業來養活，你說還怎麼關掉這些企業……
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旅遊產業。
王進：山西在曆史上有過自己的輝煌，改革開放以來卻淪落為中西部一個貧窮落後的省份。一般從經濟學來講，從世界範圍來看，像沙特、科威特等國家，還有美國的俄克拉荷馬州、德國的魯爾等地區，都是因為石油、煤炭等資源豐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則是資源豐富反而貧窮，這就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貧困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的國家，越是資源大省越富有；在計劃經濟的國家，越是資源大省越貧困。長期地幾乎是掠奪性地開發，犧牲了山西的經濟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熱，留下了煙和渣，汙染了自己的藍天碧水。現在國家對第三產業的價格完全放開，對工業、農業產品的價格也有一半以上放開了，對資源產品的價格卻牢牢地控製住，害怕發生經濟紊亂，倘若資源漲價一分錢，工業產品就可能漲一塊錢，服務產品就可能漲十塊錢。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資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資源價格一放開，根據市場規則來定價，山西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是在沒有放開的情況下，山西繼續打資源牌肯定是沒有了前途。
山西與雲南的經濟結構驚人地相似，雲南在5年前是以煙草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雲南的煙草和山西的煤炭一樣，山西有80%的縣份依靠煤炭，全省財政收入的40%來自於煤炭，雲南也是這種情況。但是雲南這幾年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麵做得很好，把以煙草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變成雙軌並進，一條軌是延襲過去的老傳統，繼續發展煙草業，另一條軌是大力推進新的綠色旅遊經濟。山西的經濟卻還沒有轉過來，一些人老是認為煤炭是一棵搖錢樹，每年嘩啦啦一搖就有幾百個億落到口袋裏。同時，山西還有一個文化產業沒有開發出來。現在的山西一是要延續自己的傳統產業，提高煤炭深加工的水平，提高煤炭業的效益；二是要發展自己的文化產業。山西文化產業的幾個板塊都可以做強做大，都有自己的資源優勢。
陳建祖：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旅遊產業。山西的旅遊資源分為三大塊，晉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雲崗石窟為代表。晉中主要是晉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對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現在也在研究，為什麼他們可以“富可敵國”？晉商文化的本質是什麼？晉南是根祖文化，現在全國尤其是港澳台地區和海外華人掀起了尋根熱，像堯舜禹的發祥地，還有洪洞縣都是人們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間有句話說“要問祖宗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元末明初中原一帶的移民大多是從這裏走出去的。山西擁有如此豐富的旅遊資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資源開發成文化資本，把旅遊資源開發成旅遊資本，省委、省政府這幾年在這方麵下了很大功夫。經過新世紀這幾年的發展，可以說是初見成效，山西已經成了一個旅遊大省。這幾年過節尤其是“五一”、“十一”長假，有很多人到山西來玩。但也還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環節，一是汙染太嚴重，你在飛機上往下看，簡直是看不下去。山西現在正在大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非如此就很難徹底根治汙染，二是前幾年的交通不便，據說娘子關曾有過堵車七天七夜的紀錄，到石家莊要走三四天，但95年以後山西的交通條件有很大進步，投入了幾百個億搞基礎建設，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裏的高速公路。現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內蒙，往南分別通往運城和晉城，往運城是通往陝西，往晉城是通往河南，從晉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條晉焦高速公路，把整個太行山打通了，來往非常快，現在開車到北京隻要5個小時。
胡平：在趙瑜、陳建祖以下的談話裏，他們比較多地涉及到製約山西發展的種種主客觀因素，在這之中他們又較多地注意到晉文化的負麵因素，尤以彌漫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的為害劇烈。在湖南、安徽、河南，也在江西，關於官本位意識的濫觴，總是我和訪談者的一個難以避免的話題。在趙、陳兩位的一番條分縷析後，我愈發覺得——對權力的崇拜，權力又對金錢的租借，這還是中部諸省有識之士們一個幾乎撕心裂膽的憂患。
最近的一個例子就發生在山西——
3月22日，我離開山西的第三天，呂梁地區孝義市驛馬鄉孟南莊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截止24日18時記者發稿時為止，死53人，還有19名礦工下落不明。經過調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王顯政對記者說，孟南莊煤礦是個人控股的股份煤礦，法人代表是孟兆康，該礦持有的生產許可證早已過期，而且呂梁地區一個半月內連續發生三起重大煤礦事故，全地區的煤礦正處在停產整頓期，該礦卻還在頂風開采。王顯政指出：業主孟爪康顯然是很有“背景”，他當過鄉長、孝義市煤炭局局長和呂梁地區能源公司經理，又到這裏當礦長。於是，一個隻有3萬噸生產能力的小礦，竟然無償地劃撥了12平方公裏的煤炭資源，是誰給他劃撥的？依據什麼劃撥的？
趙、陳兩位還談到了某些百姓眼裏的好幹部和近年來國內媒體上頻頻出現的一個熱點人物呂日周。前者往往遺忘在人們的“憂患”之外，後者常常被人們、乃至新聞界所喝彩。作家的目光卻有幾分獨到，獨到的目光可能偏頗，也不無可能穿透著當今隱形的另一種官本位意識……
山西的整個社會思想意識體係，包括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長時期裏圍繞著一個“官”字在轉，這是有現實和曆史原因的。
山西今天經濟的整體不發達，很大程度上便是這些文化的負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重政治而輕經濟，重唯上、唯書而輕唯下、唯實。
趙瑜：在中國的不發達省份，官本位特色都比較鮮明，但山西尤為突出。人們曾調侃講，不到廣東，不知道自己的錢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有多高……山西的整個社會思想意識體係，包括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長時期裏圍繞著一個“官”字在轉，這是有現實和曆史原因的。
從革命曆史的角度來講，經過早期的井岡山、洪湖、鄂豫皖等蘇區革命根據地，到陝北以後才開始壯大的紅軍，東渡黃河挺進到山西，與閻錫山拚搶地盤，創建了太行、太嶽兩個根據地，後來以此為中心形成了晉冀魯豫邊區和晉察冀邊區。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權和土改經驗誕生於此，最早的農村勞動模範也誕生於此。這裏更培育了大批領導幹部，這批幹部隨軍南下北上大量地灑落於長江南北，為中共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建政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山西籍幹部遍布中央各部委，而且所占比例相當高，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可視為他們的傑出代表。在各省市的山西籍幹部更是多如牛毛……這種現象一方麵表明了一些山西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至今有著積極意義，另一方麵也強化了一些山西人的官本位意識，你要想出人地，你就得去從戎從政，我們國家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時期，從戎難成，要從政的意識則根深蒂固地保留下來。
山西的大中型企業非常多，像大同礦務局、潞安礦務局、晉城礦務局、太原重型機械廠、太原鋼鐵廠、太原化工廠，它們都歸中央直管，是國家重要的能源、重工業、化工基地。建國以來這些大企業為國家作過巨大貢獻，現在各方麵都老化了，像大同礦務局連家屬帶職工將近20萬人，現在全部下崗。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了一種向上伸手、等上麵指揮的觀念，企業自身的造血機能不強。這些企業也出了很多幹部，像現在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曾在太原重型機械廠當過黨委書記，山西前任省委書記胡富國曾在潞安礦務局和大同礦務局當過技術員，後來任煤炭部部長，又回來當省長、省委書記；原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也是從大同礦務局出來的……這種隸屬關係和幹部們的升遷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企業的政治意識。
在山西還有一個現象，農民也能當大官，陳永貴官至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比陳永貴還早的是李順達，一個農民當過幾屆中央委員。即使到了今天，還有一個老太太申紀蘭，當過一至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這是全國唯一的一位。本屆她還當選為人大常委，現在成了國寶。郭鳳蓮、申紀蘭所在的太行山區過去也是穴居生活。陳永貴曾對李順達說，我得叫你李老師，你在太行山頭，我在太行山尾，咱們都是艱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團結。李順達所在的西溝地區，石頭更多一些，所以他們不以糧為綱，而搞多種經營，特別重視種樹，改善小流域氣候，改善整個山區的資源。陳永貴這邊是土比石頭多一點，所以他們要開墾平地種糧，對外號稱“虎頭山下是糧倉”，這在客觀上迎合了毛澤東以糧為綱的思想。現在大寨有毛紡廠、煤礦、襯衫廠、水泥廠、運輸隊，但總體上效益不太好。西溝利用山裏的果子辦過飲料廠，還曾經辦過非常費電的矽鐵廠，基本上也失敗了。這兩個地方都不盡人意，老百姓還是沒有脫貧，這些勞模一生的資本主要還是政治資本，比起人們所熟知的華西村、大丘莊差得太遠，今後也很難趕上。這兩個地方正是因為艱苦才出經驗，而且又迎合了當時領袖的心態和思想，所以像陳永貴這樣的典型就容易出來，一開始生產搞得好，後來政治味越來越濃，賦予了更多的階級鬥爭色彩，慢慢地由鄉村集團演變成了政治團體，大寨一度儼然變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農村很長時間裏有兩大派係，一邊是陳永貴、郭鳳蓮為首的大寨，一邊是李順達、申紀蘭為首的西溝，兩邊都獲得過很高的榮譽。郭鳳蓮、申紀蘭都曾當過省廳級幹部，前者當過省婦聯主席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後者被傳說得最多的事跡，是省委讓她當省婦聯主席，她卻在城裏不習慣，要回家種田。就是因為出了這麼一個不願當官的典型，申紀蘭反而獲得了更大的政治榮譽，這或許是她本人沒有料到的……
一些民營企業家也難免“俗”。晉城一帶的煤層埋藏很淺，開采非常容易，煤質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煉鐵，不需要轉化成焦炭。不少鄉鎮企業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積累，一些鄉鎮也由此實現了小康。不久前被殺害的海倉集團老總李海倉也是這樣起家，在煤窯附近建電廠、鋼鐵廠，創造了所謂的坑口經濟。這些人有了經濟地位以後，又紛紛再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當上了市、縣的政協副主席，有的人覬覦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山西搞引黃工程的時候，有一個做焦炭的私人老板開著車送了20萬斤白麵到工地，一位省領導很是高興，這個人後來果然當了省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對外號稱有幾十億資產的李海倉也不甘寂寞，終於坐上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個特點是：企業文化是中央直屬企業多，革命老區文化是產生革命幹部多，農村文化是產生農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經濟的整體不發達，很大程度上便是這些文化的負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重政治而輕經濟，重唯上、唯書而輕唯下、唯實。現在可能要好些了，但即使在幾年前，你在山西幹好幹不好不是主要的，關係是主要的，即看你跟人跟得對不對……
在一個經濟發展滯後的地方，客觀上說隻有當官才能克服資源匱乏、出路很少的局麵，即使做個清正廉潔的好官也會在工資、分房子、子女讀書、就醫等方麵占有優勢，日子才能好過一點，這就帶來了社會上另一個風氣——重學習，但讀書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當官。在西藏最優秀的人才都學佛教，一家三個兒子中最優秀的總會送到廟裏，隻有廟裏才能上天堂，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發達，其他的智力資源總是緊缺。山西則是最優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讀書了，畢業以後很少有人回家鄉。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後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這對山西來說真是一件令人非常無奈的事情。在北京的電視界中，從編導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門的技術人員，山西人完全可以組成一個中央電視二台。經商不錯的山西人也慢慢轉移北京，文化界也出來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為年齡偏大不便再出來，但多數人把子女都送出來了，省作協十個專業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出來。山西作家田東照晚年寫的係列小說《跑官》寫得非常好，深受讀者歡迎。他沒有離開本土，卻對本土的官場文化表現、批判得入木三分，這其實也是一種形式的“離開”。
晉商隻是少數人的行為。晉商在商業成功之後，也紛紛要買一個官當，像喬家大院、曹家大家都買過二、三品的官當。所以講山西人都會經商是以偏概全，這等於把山西人觀念上的某些劣勢給掩蓋了。
很多幹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用處和運作的技巧，有人說“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還有人說山西是“政治特區”。
趙瑜：餘秋雨先生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農民走西口的行為、賣苦力的無資本勞動與晉商文化聯係起來，給外界造成一個誤會，認為山西人很會做生意，其實這兩者不是一回事。晉商確實有過輝煌的曆史，過去有種說法是“金太穀，銀祁縣，平遙古城出票號”，這隻是集中在晉中、忻州一帶，不能代表山西的全部。大多數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於無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現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長城的某一個豁口，往北是內蒙古肥沃的土地，過去山西和陝北的農民到那裏主要是從事挖煤、挖藥材、盜墓、割麥子、拉駱駝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談不上建立什麼業績，也不足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區的人跟遊牧民族差不多，生活習慣也是吃整羊，是一種不成熟的農業文明，商業也不發達，所以大多走西口謀生。而晉中是一個富足的地區，太原一帶人口稠密，物產豐盛，像麵食品種層出不窮，可以做出幾萬種花色。而且這個地方煤炭資源豐富，當地人可以燒小火慢慢地做，客人遠道而來，他可以給你做一碗份量適中、火候正當、麵好湯清的麵食。因為有充足的燃料，還可以蒸、煮、燒、炒，想怎麼吃就怎麼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燒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來了，得趕緊往鍋裏放麵，隻能出大鍋麵、褲帶麵這些做工粗糙的食品，做好以後又得趕緊吃，形不成精細的麵食文化。
晉中有成熟的農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帶，離長城很近，沒有任何地理障礙，可以直接過去。晉商最初外出經商，不過是在成熟的農業文明與不成熟的遊牧文明之間從中獲利的一種行為，用糖布煙酒茶換回牛馬駱駝羊，原始資本就是這樣積累的。後來晉中一帶的商人生意最遠的做去了俄羅斯，他們在全國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號基地，也就是現在的銀行。票號的出現是因為後來連銀子都馱不動了，像渠家大院曾經達到年進2000萬兩白銀的程度，相當於今天的幾億美金，這麼多銀子怎麼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銀子馱來馱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強盜，還要請保鏢，準備快馬，很麻煩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銀票兌現的辦法。最早的銀票完全是一張秘密支票，裏麵有暗語或密語，後來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過去的著名商業區像琉璃廠、廠甸、大柵欄都是晉商開發出來的。但晉商隻是少數人的行為，不過在晉中這一局部地區將傳統的“仕農工商”顛倒，變成“商”字當頭，“官”字退而居之，但晉商在商業成功之後，也紛紛要買一個官當，像喬家大院、曹家大家都買過二、三品的官當。所以講山西人都會經商是以偏概全，這等於把山西人觀念上的某些劣勢給掩蓋了。
陳建祖：長期的根據地曆史，留給後人不僅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也還有些別的東西。看起來不起眼的人竟與上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八十年代武鄉縣的文化館長,在搞抗日戰爭紀念館題詞時，他自己背著小米到北京，結果一趟下來拿回來180多個將軍和部級以上幹部的題詞條幅，連鄧小平都寫了，鄧樸方的奶媽還活在當地，你說厲害不厲害？聽說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拿著彭總自述所得的稿費，想到老區建一所小學，結果當年的房東老太太堵著門不讓她進去。老太太說你這幾十年幹什麼去了？我們這裏窮得這樣你不管，當年我是怎麼對待你們的？你說口氣大不大？很多幹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用處和運作的技巧，有人說“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還有人說山西是“政治特區”。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遠都是勝似閑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報紙登過一篇這樣的文章《太原的尷尬》，說太原人見麵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領導，見麵就叫“領導”，這裏始終是崇尚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