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啟示：在地區經濟發展中，是根據比較優勢，找準自己的發展定位，還是套用國家發展戰略，不去創新發展思路？中部地區長期發展滯後與缺乏地區自身發展定位有很大關係，長期在“農”字上和“資源”上做文章，脫離了現代產業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潮流。江西提出“三個基地一個後花園”的定位，不僅注意發揮了自身優勢，而且，該定位具有時代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意識到了中國發展已開始步入新的需求拉動階段。
第三個啟示：發展的機遇對於各地區應當是無差異的，為什麼發展的結果卻差異很大？從江西近年發展看，關鍵有三點：一要有機遇意識，要善於發現即將到來或可能到來的機遇。對於全國新一輪增長周期，江西的意識比較早，房地產、鋼鐵、水泥、汽車等行業在這一輪增長中呈現出超常的增長。二要搶抓機遇，機遇稍縱即逝。過去，江西曾錯失不少發展良機，主要不是沒有認識到，而是頻於爭論，如主攻工業的思路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過。三是要善於抓機遇。江西要做沿海產業轉移的基地和沿海地區旅遊休閑的“後花園”，正是通過深入實地考察和發展階段的科學分析才得出的對未來發展的結論。
胡平：江西人卻不能沉醉，更沒有絲毫理由自足。這其中的種種道理，省委書記、省長們大會小會上肯定是講得山長水闊。我隻講不久前匆匆走馬的兩個深刻印象——
一是江蘇全省境內現正被一輪浙江的太陽給熱烤，上至政府下至群眾，從蘇南到蘇北，都在尋找與浙江的差距，用省委書記李源潮最近一番嚴峻的話來說便是：江蘇已經全方位地落後於浙江。
按照民間公認的說法，江蘇是有名的“富省窮民”，意即江蘇的經濟總量國內排名第二、外向型經濟最為發達，稅收和對全國所作的貢獻亦相當巨大，可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卻遠遜於浙江、廣東等地。“我這裏有一組數據：2002年，浙江人均GDP比江蘇高17%，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江蘇高43.3%，農民人均純收入比江蘇高23.6%。”李源潮在學習浙江經驗報告會上的發言毫不避諱江蘇與浙江的差距。此外，目前，浙江有232種工業產品市場占有率居全國之首，年銷售額超百億的商品市場是江蘇的3倍。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企業所占數量是江蘇的幾倍。另外，浙江各級政府放手富民，敢於體製創新，適時進行經濟調整，以及創造出十分寬鬆的創業環境，也對江蘇觸動很大。李源潮舉例說，2003年，浙江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就超過了4600億元，占全省GDP的51%，高出江蘇21個百分點。
這位省委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江蘇學習浙江經驗，推動江蘇經濟發展，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解放思想，還要用國際眼光和現代理念指導實踐。
無論是宏觀、中觀還是微觀，江蘇正在試圖用浙江的鑰匙打開自己的鎖。江蘇人放下架子，俯首稱徒，走出省門，是因為他們敏銳地看到，浙江的經驗完全適合於江蘇，若能真正地把浙江經驗學到手，那將是江蘇一次最低成本的、最大規模的經濟擴張！
二是以吃苦耐勞的小手工作坊著稱的“溫州模式”在浙江步入了“偶像的黃昏”。但在該省，惟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當前浙江的民間資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進軍汽車製造業，浙江民企已經支撐著整個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的半壁江山，一汽、東風、上汽每年有50%的零部件采購來自浙江。而吉利的始作俑者李書福，在1998年就用先斬後奏的方式闖入了整車製造業。現在“你造車了嗎？”成了浙江私營企業主見麵時流行的問候語。可以說，當今的浙江以創新、擴張升級“溫州模式”，民本經濟正在巨鯨般吞食汽車業，還有昔日被視為禁區的基礎設施行業。
其實，這也是兩種現象。它們與“江西現象”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現象比起來，分別呈現出當今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路徑。不過這兩種現象還分明反映出吳越文化的顯著特色——內斂與堅韌。江蘇人、浙江人一向在外麵低調行事，仿佛“這裏的黎明靜悄悄”，關起門來卻拚著命幹，追星逐月地幹，精雕細刻地幹。你到過浩大的西湖西進工程竣工後的杭州嗎？有詩雲——
我聽見西湖是怎樣一路
唱著吳歌流過你的身體杭州！
在一切水清澈流過之所我都聽見
孩子的歡唱情人的吻聲
杭州！你的人民
是天堂的居住者頭戴桂花的金冠……
而我在黃龍飯店的頂層如入仙境
用酒鬼的眼睛一動不動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