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科舉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讓江西人腰粗了，口氣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麵我講到有一句官諺“命運低，得三西”，此外，官員們還有一個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蘇州。明清兩朝的新科進士在分配實職的時候，往往受到權貴的幹預，為了抵製幹預，無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員竟然想出了“掣簽法”，用抽簽的方式來安排中下級官員的職務，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簽，由大家去抽，抽到哪個地方算哪裏，這是中國吏治中的一個千古笑話。有一個進士是陝西人，抽到吳縣當知縣，結果嚇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吳縣是蘇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國最繁華的地方，為什麼不敢到吳縣去？吳縣也是讀書人最多的地方，其訟風之熾不亞於江西的吉安府。為什麼兩地人能動不動就告官呢？當時的吉安、吳縣讀書人多，出的官員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們不將地方官放在眼裏，地方上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不管與他們有關無關，他們就往上告，有的是爭是非，有的則不管告的是芝麻，還是西瓜，他要的就是這頭角崢嶸的膽氣……
江西人衡量一個家庭或家族在一個地方是不是顯赫，主要看三點：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麵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麵賺大錢；再次是不是家裏生了很多兒子。
與此相對應的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江西人雖然不怕官，卻養成了聽命於中央集權的習慣。除了有那麼短暫的幾年一度是革命話語中心——江西在其他時期從沒有成為過獨立的政治中心。贛文化的主要特點就是廟堂提倡什麼，江西就膜拜什麼；中原追求什麼，江西就緊跟什麼，甚至比中原地區幹得還好，跟得還緊。由此可以形成三種對應關係：一是廟堂文化與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與異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而在這三種對應關係裏，贛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為主體，對後者多有排斥。在粵文化、閩文化中，雖說也是在中央集權製度之下，但許是天高皇帝遠，這兩種地域文化裏表現有相當多程度的本土、異端、大眾文化的特征。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尤其是這種榜樣意味著個人，還有家庭、家族的命運能夠發生雲泥之別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便成了天條與律令，讓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黃口稚童，都銘心刻骨。其結果便大大影響了明朝江西人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全民考科舉。隻要有條件，所有家族都有意願走這條路，都資助家庭或家族裏最聰明的孩子讀書考科舉。一人當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畢生輝的事例從古至今讓江西人津津樂道。江西人衡量一個家庭或家族在一個地方是不是顯赫，主要看三點：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麵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麵賺大錢；再次是不是家裏生了很多兒子，可以打遍當地無敵手，充當老大。一個家族隻要在這三條中隻要有一條，就可以在一個地方有地位，有勢力。
第二，對於科舉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盡所有來為他買一個功名，買一個出身，幫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國子監都是可以買的，《儒林外史》中經常有國子監之類的人物出現，這些人大都是買來的功名。今年年底我會出一本書，叫《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我在書中把《三言二拍》中關於監生的身份進行了統計，其中包括杜十娘故事中的李甲、孫富的監生都是買來的。監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於舉人與秀才之間這樣一個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職，按當今的話來說屬於第三梯隊。獲得監生以後，可以直接參加全國的科舉考試，還可以免除家中兩個人的勞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間買一個國子監監生需要180—200兩銀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資買監生，可見江西人對官場是多麼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錢用在這上麵。除了買監生，還有很多人買替補官名。我們在一些縣市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寫著“州同知”，簡稱“州同”，這種官基本上也是買的。當時中國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縣，縣官叫知縣，州的長官叫知州，府的長官叫知府，省的長官叫巡撫。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這個職務其實是虛銜，不需要到任，坐在家裏就可以，但有一個官員的身份，相當於現在的助理巡視員、助理調研員等非領導職務。
第三，曲線做官。當某個人考不取進士、舉人的時候，就放棄讀書去經商。經商賺了錢以後，培養自己的兒子、孫子去讀書、做官，讓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決官位的問題。
胡平:現今流坑村一處清代商人舊宅內尚存有一副對聯，下聯為“讀書能存真種子，看後裔接武上青雲”。倘若本人已雞皮鶴發，眼滯視茫，兒子偏偏又不爭氣，靠讀書入仕的可能性失去了，那就以銀子去鋪成階梯。要想真實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經怎樣地折磨著又誘惑著江右商人，樂安流坑無疑又是一個縮影——
在村裏近二百幢明清時代民宅的大門上，常可見“儒林郎第”、“登仕郎第”、“大夫第”、“州司馬第”一類的匾額，它們一個個鳳舞龍飛，多出於當時江西巡撫及州縣的地方長官筆下，給人以漫卷的書卷氣；卻又一個個架大筆粗，鏤金鐫銀，猶如斑爛的虎頭豹腦，令人有持重的壓迫感……這些高懸的匾額下,究其實是一個個贗品的貴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發家，隨即納財於官府,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總一類官職或監生、貢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較低的後者，也得捐銀百兩。如同他們曾擁有的滿山滿穀的竹木，到頭來留下的隻是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們經手過的瀑布般傾泄的嘩嘩銀兩，最後變成的也隻是給自己與後代的一個無法兌現的麵子……
有資料表明，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江西是以錢財捐來監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從未引導自己最傑出的人才去搞科學技術，去辦產業，去鑽研學術，而最終是引導他們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專製時代不可能不危險與肮髒的政治泥淖。
方誌遠：第四，巴結官員。江西人在外地不論是讀書，還是從軍、從商，都願意從當地為官者中找出幾個老鄉來，拉拉老鄉關係，以求得各種幫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個什麼大官，能幫著解決什麼事情，這是一件很可以在鄰裏麵前炫耀的事情。有時即使這個官員與自己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鄉間經常可以看到這種人物。
可以說，江西為廟堂送去了多少官員，江西人便在經卷上耗去了多少聰明！江西從未引導自己最傑出的人才去搞科學技術，去辦產業，去鑽研學術，而最終是引導他們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專製時代不可能不危險與肮髒的政治泥淖。
整個明朝的進士中，在全國排第一位是蘇州，蘇州的進士在我印象裏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紹興，是810多人。可以說這三個府分別代表了江西、江蘇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在另外的一組數字吉安就很慘淡，我曾經統計過明朝的戲劇家、傳記家和雜劇家，最多的是紹興，其次是蘇州，吉安排不上號。我也統計過小說家，蘇州是第一，紹興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這還隻是明朝的數字，清朝就更不用說了。
這就是說，江西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都在搞“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君臣之道的官學，像湯顯祖這樣被餘秋雨稱之為“摯情吟唱”的浪漫主義者，可謂鳳毛麟角。
胡平：在中外戲劇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無極的《臨川四夢》，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確是個異數。在以理製欲的文化密碼的編程下，贛地的文人們幾乎都是正統的儒者，在氣質上，與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顯不同，他們都頗富使命感，都長著一副“修身、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臉；一般來說都活得很規矩，乃至很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學、多賈寶玉所痛罵的“祿蠹”。
方誌遠：這樣又導致了另一個嚴重後果，以致近代江西日愈閉塞，民風保守，自身產業不發達，經濟一直比較落後。晚清政府廢除了科舉製之後，過去一門心思就是讀書、考科舉、做官的江西讀書人，除了少數走了出去，去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國留學，前者如在北師大讀書的邵式平，後者如去了日本留學的張國燾，多數人精神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但不能啟民智，變古今，自身也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他們散落在民間主要從事兩種職業，一種是教私塾，另一種是成為訟師，替人包打官司。可以這樣說，這些訟師實際上是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
進入近代以來，當沿海各省如浙江、廣東、江蘇在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式人才，輸送出國留學生的時候，江西仍然在培養四書五經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著科舉製，幻想著有朝一日還能考進士、舉人。甚至當鄰省的湖南辦起了時務學堂的時候，而且湖南巡撫陳寶箴還是個江西人，湖南的民眾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沒有什麼動靜……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廣方言館、浙江的中西學堂、廣東的萬木學堂、湖南的時務學堂、湖北的自強學堂、福建的東文學堂即將要變成日後有著百年曆史的著名大學之時，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學堂——江西大學堂才姍姍來遲，而且起初開出來的課程大體上隻是小學水平。有些學者提到，為什麼近代江西沒有像江浙那樣出那麼多的科學家，因為江西的考據學不盛，理學卻很盛。我也就此做過一個統計，明史的《儒林傳》中江西人占了將近40%，而在清史《文苑傳》裏江西人隻占百分之十幾，《儒林傳》中所談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學，而《文苑傳》多講的是經世致用之道。談到這裏，可能有人會提出疑議，說江西也有不少科學家，像吳有訓、饒毓泰這批人，以及近代產生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學家，但是這與江西的官本位現象比起來不占主流，隻占支流。我們應該跳出江西來看江西，江西盡管出了一些科學家，但江浙及周邊幾個省出的科學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贛地起步之艱難的另一佐證，便是出洋留學人數在周邊各省區中明顯偏少。當時中國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間，全國共向日本派出留學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蘇112人，廣東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隻有區區28人。此後，一邊是祖國積貧積弱的恥辱，一邊是明治維新幾近將那狹長的島國上滿布帶鹹味的石頭也孵化成了一個個金蛋的奇跡，更讓一批批熱血男兒蹈海東去，到了1908年，全國赴日的留學生，總計達到了近6.5萬人，其中來自贛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來，中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靠的是一種非製度力量的推動，這力量大抵表現於西方文明的影響，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紳商、知識階層對於陳舊的王朝政治、經濟體製的改良與腐蝕。贛地既不處於沿海口岸，雖位於贛北的九江一度對外通商，其偏低的貿易份額卻不足引美雨歐風進窺江西腹地；而紳商階層大勢向晚，知識階層總起來仍在春秋大夢之中，雖也有少數鼓吹江西工業化的有識之士匆匆來去，如深通西學、有“洋務英才”之稱的黃懋材，在本省卻如龍遊淺灘，無所作為，隻有另謀用武之地。原珍妃的老師文廷式在原籍萍鄉集股合資，打算采用新式機器開采煤礦，結果全縣士子張貼揭帖，群起攻訐，隻能胎死腹中……於是，當周邊各省均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工業化之時，江西與工業化的擦臂而過，便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