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忠將立儲之爭一事告訴他時，已年屆不惑的他頓時做了熱血青年，其態度之鮮明，其遊說之頻繁，一下讓金忠退為了二線。朱高煦、丘福等人隨之將解縉之議在朝中傳播開來，並在成祖麵前告了他“泄禁中語”，本來就心境懨懨不快的朱棣，一下發作雷霆之怒……
解縉先是被趕出內閣，命其與姚廣孝一起主持編撰《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裝訂成11095冊，由兩千多名寫手抄成，總計3.7億字，是清朝《四庫全書》前的一部史無前例的大書。可以說沒有《永樂大典》，就不會有《四庫全書》。當代作家李國文曾評說到：“中國的文人很多，中國有大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編撰這樣煌煌巨製是帥才，恐怕也就隻有明之解縉，清之紀昀，堪當重任，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位。”
六年後，解縉遭貶黜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幾乎剛到任上，又被誰暗掃一腳，命他去更偏遠的交趾。一年後，他入京奏事，正值成祖離京，在那雄赳赳軍事集團的簇擁下北征。解縉不顧瓜田李下之嫌，六年的冷板凳坐下來仍沒有撲滅去他胸中旺盛的政治熱情，大概他還盤算著要在大明王朝未來第四任皇帝的朝上東山再起，風雲際會，他去謁見了監國的太子朱高熾。此事很快傳到朱高煦耳朵裏，他以“私覲太子”有謀反之心狀告以朱棣，解縉被投入大獄，開始了長達三年半的縲絏生活。
當年那個意氣風發地站在明太祖左右、舍我其誰地走在廟堂中的青年人，恍若隔世了，眼下的解縉全然沒有了生命的質感與活氣。大概唯有在碰到一樣東西的時候，他才像還陽了——野火似的紅暈頃刻間跳上了兩頰，目光裏簌簌地抖動起鼠類的利索與貪婪，這東西便是酒。
關於解縉的死，史述不甚詳，但能肯定的是也與酒有關——
十三年（注：指永樂十三年，即1415年），錦衣衛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在雪地裏凍死的解縉，年僅47歲。
解縉徹底獲平反，恢複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之官銜，已是在死後一百七十五年了，這時已是萬曆十八年，即1590年。
吉水還出過一位在履曆、仕途、出身、學位上都和解縉有些相似的大文人，這就是歐陽修。他們都為翰學士，都在帝王身邊做過侍讀學士，最後的命運亦都被那燭影斧聲、險象環生的封建政治給吞沒，一位被帝王所殺，一位遭帝王放逐。但有不同的是，歐陽修以一種悠閑的方式來打發下台後的日子，因為有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每日又常常是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老翁自己，他便以“六一居士”自稱，終老於安徽，並以傳世至今的詩詞歌賦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可對於惡死的解縉而言，有幾個人看過那被八國聯軍燒毀與搶奪、隻存世800餘冊的《永樂大典》呢？不要說國人，今天又有多少江西人知道這位曾經像彗星一樣劃過明朝天空的鄉賢呢？
楊士奇善於處理各種關係，左右逢源，上下通達，卻又不失某種原則性，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國之道。所以他能夠成為五朝元老，在位四十來年，活了八十多歲，最後得以善終，是在首輔的崗位上去世的。
方誌遠：楊士奇有解縉的才華，但他思想不具備解縉的敏銳性，沒有解縉那種對人對事的尖刻，他離開辦公場所以後決不言公事。他能韜晦自己，胸懷比較開闊，融達圓通，知道進退，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個典型的官員形象。
他與解縉的性格對比，通過兩件事上可以看出來，解縉對別人收賄抨擊得非常厲害，動輒罵別人是貪官墨吏。楊士奇不是這樣，有一年揭露出廣東的一個官員向京官行賄，並且送禮單都查抄出來了，上麵有很多京官的名字，但沒有楊士奇的名字。明宣宗說這批人都是貪官，應予以嚴懲，這上麵沒有你的名字，可見你是廉潔自好的。楊士奇卻說出另外一番話，他說這事實際上不算受賄，那個廣東官員送給他們的都是土特產品，這些收禮的官員都是當時去送行的人，這是官場上的人之常情。為什麼沒有送給我呢？因為他離開京城時，我正好生病沒有去為他送行，所以，他後來派人送來的禮物就沒有我的份……
再一件事是，明宣宗即位以後，漢王謀反，實際上這次謀反是被逼反的。中國曆史上的多次叛亂大多是被逼反的，最高統治者把強大的地方勢力看成是一個不安定因素，但又無法鏟除，於是不斷地施加壓力，使之活不下去，逼得對方自己跳出來，然後找一個口實加以剿滅。平定漢王的叛亂以後，有人提出趙王與漢王是串通一氣的，於是有一位當時與楊士奇齊名的福建籍大學士楊榮，立即提出乘著這股兵勢把趙王也滅了。楊士奇堅決反對派兵鎮壓。他說皇上隻有兩個叔父——一個漢王，一個趙王，如果這樣做了，皇上以後如何麵對祖父和父親？趙王的謀反並沒有任何跡象，不如寫一封書信派人送去，讓他善自珍重，做好一個王。結果這封書信一到，趙王親自來京城請罪。
楊士奇善於處理各種關係，左右逢源，上下通達，卻又不失某種原則性，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國之道。所以他能夠成為五朝元老，從建文帝、永樂帝、明倫宗、明宣宗，一直到明英宗，在位四十來年，活了八十多歲，最後得以善終，是在首輔的崗位上去世的。而且，他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台閣體。
胡平：永樂初年，和解縉一道被挑選進內閣的江西人，還有吉水的胡廣，泰和的楊士奇，新幹的金幼孜，南昌的胡儼。
解縉從貶出內閣起，他的老鄉還是好友的楊士奇、胡廣等人都沒有站出來為他講話，為此整個朝廷上也就一片鴉雀無聲。二十二年過後，卻是已經年愈古稀的楊士奇，滿懷深情為解縉寫了一篇十二分褒揚的墓誌銘。
在對待立誰為儲的態度上，解楊兩人的想法一致，可結局則北轍南轅：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著，解縉就被朱高煦惦了一輩子；楊士奇諱莫如深，不鹹不淡，不熱不冷，可一旦真神下界，日後巧妙地打在了朱高煦的“七寸”上，既讓朱高熾終於得以繼位，又替九泉之下的解縉報了一箭之仇，本人終成黨國元老，得以平安著陸。
在提攜同鄉上，解縉一有貓膩，便如巨橡倒林，訇訇聲勢令人心中為之一顫，似乎他在招降納叛，終有一日會去炸平廬山；楊士奇則諳熟兩手抓，在他任首輔期間入閣的馬愉和曹鼐，一為山東臨朐人，一為北直隸寧晉人。可他著力關懷的兩個老鄉，一位是進士王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被安排做了吏部尚書，相當於今日的中組部部長。另一位是狀元陳循，在他去世後補入內閣……
在官場的這所大學裏，解縉畢不了業，楊士奇卻有博士生導師的資格。
嚴嵩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物，他的詩、文、字以及銳氣都被官場磨滅了，雖然他晚年出道又做到了最高的官位，但他的人生價值，無論是政治價值還是自身的文化價值都沒有實現，最後變成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僚。
方誌遠：嚴嵩與解縉決不是一路人，解縉是看不慣的人和事就要抨擊，而嚴嵩可以容忍很多事情。他在很大程度上與楊士奇比較相似，嚴嵩也有成為文學家的素質，他的詩、文、字在當時都很著名的，已故的姚公褰先生提出，如果嚴嵩不去從政的話，他會是嘉靖時期一流的文學家。嚴嵩同時又很有在官場上逢迎討好皇帝的經驗。但是嚴嵩與楊士奇有兩個最大的區別，一是嚴嵩缺乏原則性，二是嚴嵩所處的時代與楊士奇不同，楊士奇所處的時代是明朝的上升期，嚴嵩所處的時代是明朝政治已經腐爛的時候，因此，楊士奇可以成為盛世的賢相，嚴嵩則在一個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時候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一個腐爛時期的執政者。
胡平：有論者以為，看明中葉以後的士大夫們的行動方式及其特點，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即諂和訐，很少有人超出此兩字範圍。而在諂和訐上，江西的士大夫裏最具典型的人物，自當是嚴嵩。
還在禮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掃世宗父親的陵墓，回來後稟報說：臣去的時候，一路陰雨綿綿，祭祀的那日天空卻一下晴朗起來。更神奇的是，在棗陽采碑石的時候，一隻隻潔白的鸛鳥在半空中飛舞，令臣感動極了，真是天神眷愛啊！明世宗嘉靖皇帝本來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滿心歡喜之下，當即將他的官連升兩級，做了“留都”南京的吏部尚書。
此後，眼看著滿朝官員取悅於皇上的手段越來越豐富，有獻白鵲、白鹿、靈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獻詩賦與宮廷歌樂的，嚴嵩後來者居上，充分運用起自己的強項——對於皇帝心緒與意圖的揣摩、把握上，他絕對是個傑出的心理學家；對於以文字為原材料，編織起一種熱而柔軟卻又無形的物質，像一方在秋陽下曬過的絲棉，暖暖地貼去世宗的心褶上那些最敏感的部位，他絕對是個高效率的施工者——為皇上寫出了一篇篇齋醮時候禱告神靈的表文，即所謂青詞。於是，嚴嵩不久由南京調到了北京，先做禮部尚書，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內閣首輔。世宗並賜給他一方銀印，上刻“忠勤敏達”四字。搞到後來，唯有他寫的青詞，才能讓皇上滿意，史稱“青詞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