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遠：另外，他們倆侍候的君主也不一樣，嚴嵩所伴的是嘉靖皇親，而此人是一個不好侍候的皇帝，朱東潤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中說，嘉靖皇帝是一頭虎，看起來他老是在睡覺，可一旦醒來就要吃人，“伴君如伴虎”在嘉靖皇帝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與楊士奇比較而言，嚴嵩的悲劇在於他處於一個不好的時代，而且又碰到一個不好的君主，因此造成不好的結局。
嚴嵩最後的垮台跟他兒子有很大關係，嚴嵩是在朝中如履薄冰地伴君，兒子卻在外麵嬉笑怒罵地弄權。嚴世藩為父親招了很多怨，一有人升了官，他就告訴別人這是他老爹幫的忙，自然這個忙不能白幫。反過來，有人被殺、受刑、吃官司，人家自然也就遷怒於嚴嵩。嚴嵩是六十多歲才入閣，活了八十多歲，但死之前被貶官，最後是病死的，死後被鞭屍，被明史列為“奸臣”。後來他的兒子也被殺。
嚴嵩沒有解縉的結局那麼悲慘，這與嘉靖皇帝對他還有些感情有關係。明世宗從小身體不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身體練好，嚴嵩六十多歲入閣的時候，身體還那麼硬朗，嘉靖便想沾一點嚴嵩的壽氣，兩個人相處的時間一長就有了一些感情。嚴、楊兩人有一點相同，他們倆的兒子都不好，楊士奇的兒子叫楊稷，是地方上的惡霸，傷害了很多人命，楊士奇的晚年因為兒子的事情搞得很被動，在很多問題上說話底氣不足。盡管楊士奇在京城的官聲很好，但在地方上的名聲很不好。嚴嵩在這方麵卻恰恰相反，他在北京的官聲不好，但分宜人都感謝他，說他為家鄉做了很多好事。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曆史上的奸臣與奸臣傳》，其中我談到一個觀點：中國曆史上自從立了奸臣傳以後，就沒有昏君了，奸臣都成了昏君的墊背，要承擔昏君所做一切壞事的責任。嚴格來說，嚴嵩在某種程度上為嘉靖皇帝背了黑鍋。湯顯祖在有些方麵與解縉很相似，也是一個有個性的人，看不慣的事情就要說。但他幸運地是從來沒有進入最高決策層，盡管他被張居正等人忌諱，但仕途失望之後就走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湯顯祖在考進士之前的名氣已經很大，但他被遏製了一二屆，到第三屆才考取。活了六十多歲，死於善終。
解縉、楊士奇、嚴嵩、湯顯祖都是進入了官場的讀書人，從這四個人的一生來看，我們又可以從中再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一生比較圓滿，基本成功，以楊士奇為代表，他可以算對國家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明朝能夠出現“倫宣之治”，他從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文人進官場也是一種人生選擇，中國的現實就是官本位，曆史上江西一些知識分子通過進入官場確為國家做了不少好事。
第二種是有所成就，但結局不幸，這可以解縉為代表，他也應該算是成功者，其成功在於對洪武皇帝的晚年苛政提出了批判意見，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時對永樂初年穩定政局也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而且主編了《永樂大典》。最後的結局是由於他個人性格造成的悲劇，但作為一個文人政治家，他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我們不能以哪一個人是否善終來判斷其人生價值。從這一點來講，解縉在明朝政壇所起的作用不亞於楊士奇。
第三種是被官場惡習同化的讀書人，以嚴嵩為代表，這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物，他的詩、文、字以及銳氣都被官場磨滅了，雖然他晚年出道又做到了最高的官位，但他的人生價值，無論是政治價值還是自身的文化價值都沒有實現，最後變成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僚。
“東邊不亮西邊亮”，湯顯祖從來沒有進入高層，雖然做過官，但多是閑職，他可以旁門左道，一心搞起戲劇創作，文學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示，創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
宋應星進入不了官場，走上了一條沒有進入官場的知識分子應該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鄉村裏，忍受著清貧與寂寞，卻總結了前人的科學研究和生產力創造性的成果，寫下了一部中國十七世紀的百科全書。
第四種是“東邊不亮西邊亮”，以湯顯祖為代表，他從來沒有進入高層，雖然做了官，但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閑職，在南京做太仆寺不過就是一個養馬的官。由於他進入不了權力中樞部門，便可以旁門左道，一心搞起戲劇創作，他的文學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示，創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成就了個人的曆史地位，對於推動民族與贛地的文化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從宋應星身上我們看到了江西知識分子的另外一條道路，他進入不了官場，走上了一條沒有進入官場的知識分子應該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鄉村裏，忍受著清貧與寂寞，卻總結了前人的科學研究和生產力創造性的成果，寫下了一部中國十七世紀的百科全書。為著寫這本書，一是看各種古籍，二是到各地考察，到景德鎮看燒窯、鑄坯，到玉山、鉛山看當地的造紙，看進賢的鐵廠，以及千裏迢迢去考察江西人在西南地區的冶煉，把各種工藝以圖片的形式展示出來。當時他肯定沒有地方報銷旅差費，最多會有幾個商人讚助一點碎銀子。
同時代的類似人物還有一個李時珍，我估計他的祖籍也是江西，這還有待於考證，他寫了一本《本草綱目》。明朝後期有三部總結性的科學著作——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三個作者都是南方人，這說明當時南方的科學技術超過了北方，讀書之風也是南方超過北方。但前者是以官員的身份做這件事，後麵兩位則是在民間做這件事，而且都做得很優秀。
胡平：奉新縣人宋應星的遭際，是典型的自然科學家在江西的遭際。
宋應星考場官場上命運也頗為潦倒，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全省一萬多人參加的鄉試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這年他已經是２９歲了。以後屢屢赴京會試，前後五次，無一不無功而返，不得不在當了二十年舉人後，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縣裏做了一名教諭，大概相當於現在一名正科級的縣教育局局長，官職不大，卻是個能做學問的閑差，閑下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以文學著述自娛”。在分宜做了四年教諭後，又做過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總在任上伺弄著幾分“自留地”，又總是任期未滿就想著回故園一門心思“自娛”……
這一“自娛”的結果，便有了《天工開物》、《野議》、《談天》、《論氣》、《思憐詩》五種著作，其中《天工開物》一書，廣泛、詳細地記載了當時農業、手工業的先進技術，挖掘了一些已經失傳的技術，並保留了大量的統計數字。理論上也有突出成果，在建樹了一個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確提出“種性隨水土而分”，這是世界上關於物種變異的最早的科學論斷。作者又認識到各種金屬自有不同的活潑程度，以及利用這一差異來分離金屬的方法。尤為可貴的是，他感覺到了“質量守恒”的原理，並對其作了初步論述，在這一百三十多年後，一個叫拉瓦錫的法國人才最終確立這一原理。在物理學上，作者提出聲是氣中之波的見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體旋轉……它們比起現代力學來當然顯得簡單，但倘若沒有它們作為驛站，後人就抵達不了現代力學。
此書不知怎的竟流傳去了國外，在日本德川時代以後的學術界有著重大影響，有專家高度評價道：“作為展望在悠久的曆史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技術全貌的書籍，是沒有比它再合適的了”。在歐洲，十九世紀法國的東方學家將此書譯成了法文，更名為《中華帝國古今工農業》；而在當代英國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除引用此書的大量資料外，又稱宋應星為“中國的狄德羅”，後者是法國十八世紀的著名科學家與百科全書主編。
在民間以權勢的麵目出現，在官場又常常充作民間的代言人，從中東拉西扯，混水摸魚，得到種種好處，明朝時期稱這種人為“山人”。
方誌遠：此外，江西還有一部分讀書人沒有考中科舉，就成了政客或者訟師。這個政客不是官場中的政客，而是斡旋於各種官場、民間勢力之間，既像是幕僚又像是說客，在民間以權勢的麵目出現，在官場又常常充作民間的代言人，從中東拉西扯，混水摸魚，得到種種好處。明朝時期稱這種人為“山人”。
走至極端，“山人”便愈來愈具有陰謀氣息了，典型的便是唐朝“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一個叫高尚，一個叫嚴莊，他們沒有考中進士，在一個倉庫裏當小官。有一日，他們說大丈夫寧願做賊死，也不做區區小官。於是，他們北上找到安祿山，幫助他策反了這次終結了盛唐氣象的叛亂，這些人可稱是有文化的高級痞子。
明朝江西知識分子中也有幾個高級痞子，他們也策劃了一個著名的“寧王之亂”，以劉養正為代表，他亦是仕途屢屢不通，但政治情結不死，於是培養一個反王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這可說是官本位的一種異端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