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光與恥辱——走進晚清之一
胡平：說完了明朝，我想說說清朝。
很多學習曆史的人都有這樣一個感覺，研究大清早期的曆史不如研究晚清的曆史，因為晚清的曆史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其間風雲際會，天下板蕩，誌士仁人和粉墨小醜紛紛登場，內外事件雲合霧集，交織變幻，一條直逼當代的曆史脈絡清晰可辨。
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作為一方地域，江西並無撼山移丘的作為。作為在宋明兩朝極盛的人文，入清後江西亦漸顯衰弱，《明史·列傳》中贛籍人約計408名。到了《清史·列傳》中，贛籍人隻剩下104名，而在蔡冠洛編撰的《清代七百名人傳》裏，被收錄的江西名人更少至23名，隻占總數713人的3.23%，排在蘇、浙、皖、湘、閩、粵等省之後，位居第九。這意味著在清朝，在中央政權也好，在思想界文學界科技界也好，江西幾乎推舉不出第一流的人物。
中國的近代史卻又斷然少不了贛人，可以舉例說——
如果少了陳熾，跌撲不已又奮鬥不已的近代史便少了一份悲憫情懷：陳熾，江西瑞金人，他不但是近代江西打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還是維新運動中一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在其煌煌大著《庸書》裏，他主張在政治體製與經濟體製兩個層麵，對一個搖搖欲墜的中國進行脫胎換骨的大手術。他積極投身於維新的實踐活動，時任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還是光緒皇帝老師的翁同和，之所以會自己參加變法，又將光緒給拉下水，很大程度上正由於陳熾的策劃與督促。陳熾獲得了康有為的充分信任，1895年北京強學會成立，即推他為提調，在會中的地位僅次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抑鬱少言，酒前燈下，往往高歌痛哭。在聞訊“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後，他更變得若癡若狂，最後大口吐血而死，享年45歲。
如果少了張勳，一出正劇中不無鬧劇插科打諢的近代史便少了一份荒誕不經：張勳，江西奉新人，時稱“辮帥”。他在安徽督軍任上，由時任總統的黎元洪專程請到北京，本是要讓他調停總統與靠著槍杆子掌握了北京政府實權的皖係軍閥段祺瑞的衝突，他則假鳳虛凰，金蟬脫殼，用武力裹脅隻有十二歲的溥儀戰戰兢兢坐上了金鑾殿，隨後他長辮下甩出一身蟒袍拜倒在地，領著一班遺老遺少，高呼萬歲，搗蒜似地磕頭……複辟失敗後，段祺瑞達五萬人的“討逆軍”，向駐紮在天壇的“辮子軍”發動了強大進攻，段軍節節逼近張勳在南河沿的住宅。他卻聲色不動，不但自己決心一死，也不準攜來北京的妻兒離開他，大有一家人共赴黃泉之意……
如同很長時間裏江西是一個讓人愛恨不是的地方，曆史也似乎在與江西人變幻著三維遊戲——
導引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罪魁是江西人，
第一個在朝中提出全麵禁煙的也是江西人；
在晚清一係列變革中，讓湖南新政金聲玉振、名噪中外的是江西人，
處心積慮，曲迎阿附，要扼殺、讒構洋務與維新運動的也是江西人……
於是，日後的江西人在曆史的榮光碑和恥辱柱上都驚詫地讀到一串串老鄉的名字，前者如李鴻賓、陳孚恩、蔡壽祺，後者如黃爵滋、陳寶箴、文廷式，並讓今天的江西人有理由更深刻地去思索腳下這塊土地所孕藏的文化脈息。
馬平（曾任某大型國有企業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現為民間學者、作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先說李鴻賓。
李鴻賓，字鹿平，江西德化（今德安）人，嘉慶六年的進士，先為庶吉士，授檢討使一職，再升任禦史，給事中。嘉慶十八年（1814年），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起義隊伍攻占紫禁城的計劃失敗後，他數次上疏陳述時政利弊，開始被嘉慶帝所認知。嘉慶十九年（1815年），破格授河東副總河道總督。第二年，再升河東河道總督。由任諫官不到三年，而榮膺方麵大員，為當時所罕見。當他母親去世丁憂時，還獲得嘉慶帝賜金治喪。二十三年（1819年），代理廣東巡撫，再授漕運總督，不久複調河東河道總督。後因東河決口，並自陳不能勝任河督之職，被剝職，留郎中銜。二十五年（1821年），再命營山東運河事務，兼署山東巡撫，再任安徽巡撫。道光元年（1822年），李鴻賓調漕運總督，次年升湖廣總督。道光六年5月（1826年6月）接替阮元任兩廣總督，在這個位子上一共呆了六年。
在李鴻賓主政廣東期間，中外的進出口貿易一直不平衡，出口多進口少：道光六年進口貨價銀688.47萬兩，出口貨價銀732.19萬兩；道光七年進口貨價銀為581.50萬兩，出口貨價銀788.580萬兩；道光八年進口貨價銀為882.870萬兩，出口貨價銀為1049.830萬兩。同時鴉片進口量也在快速增長：道光五年為9373箱，六年為12731箱，七年為11154箱，八年為13868箱，九年為16257箱，十年19956箱，十一年為16550箱，十二年達到21985箱，這隻是公開的進口數字，走私進口的數量則無法統計。
曾有禦史章沅上奏說，洋商每年都要帶進許多新奇的東西，如多寶筒（萬花筒），自鳴雀、風琴、鍾表等，很多有錢的子弟爭相購置，使洋人獲利數十至數百倍。而且洋人賣物則索官銀、製錢，買物則給番銀夷錢，而後者銀低錢薄（指含銀含銅量低），僅當大清國的60%上下、不到70%，所以官銀之耗日多。另外，還有鴉片一物，夾帶入粵，每年花銀數百萬兩之多，並在十數省流行，為害尤烈。為此，他請求朝廷下旨在廣東通商貿易務當恪守憲令，隻準進行易貨貿易，不準用銀易貨，杜絕國內銀錢私出外洋（國）。並請求皇上命令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廣東巡撫盧坤、粵海關監督延隆詳查妥議，而後製定章程。
李鴻賓是如何應付那個賜予了他二品大員頂戴的道光帝的呢？他召集幕僚，一邊急急製定了防止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的章程共七條；一邊興師動眾匆匆搞起調查。他在調查後上奏道光帝說，內商與夷商交易，曆來以貨易貨，夷商販來呢羽、嗶嘰、鍾表等物，換內地之湖絲、茶葉、綢緞、布匹等件。彼此議價，原來希望是互相以貨抵貨，但是曆年出口貨價，總是多於進口，夷商每應找給內商等番銀。他申辯說，內商等偶找給夷商貨幣，俱用番銀，從不以官銀交兌，況且官銀久禁出洋，內商不敢違令。他狡辨說，查禁鴉片很嚴，防範極為周密，沒有發現夷船將鴉片走私進口，也沒有另帶其它違禁物品。
李鴻賓並向道光帝建議設巡緝船，名義上是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海上走私，偷漏鴉片。道光帝允準後，李鴻賓卻私下裏指示“巡船每月受規銀3.6萬兩，放私入口”。他手下的水師副將韓肇慶與洋船約定，每箱鴉片收5元到10元，名曰“買放”，說白了就是走私放私。更有甚者，水師船還代運鴉片進口。為了應付朝廷，水師也要弄出幾箱鴉片上繳，以此邀功請賞。韓肇慶就用這種方法，騙得嘉獎，提升為水師總兵，相當於今天的艦隊司令員，賞戴花翎。“查弊之人，即作弊之人，率皆貪得陋規，私行縱放。”（見魏源：《聖武記》），意思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執法犯法。鴉片走私因此而數量激增，在國內大勢泛濫，並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李鴻賓應該說是罪魁禍首。
李鴻賓還是中國封疆大吏中敢於收受外國人賄賂的第一人。他任兩廣總督後，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三行亦稱“洋行”、“洋貨行”、“外洋行”。鴉片戰爭前，它是清廷特許在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相傳名稱始於明代，行數並不固定為十三，但俗稱十三行。清廷規定十三行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項、規禮，傳達政府有關法令及管理外商等義務，並有對外貿易特權。英國駐廣州領事雷迪得知消息，他很清楚洋行獲利豐厚，便派自己的仆人容阿華做為商人，要求進入十三行，其他十二家商人不同意。於是雷迪對李鴻賓進行賄賂，很快容阿華成了十三行之一的老板。雷迪達到目的後說：“我還以為總督不是個貪官，但不是這麼回事，隻消數萬金便可收買他營私舞弊！”
過去洋人行賄送不到總督這一級，最多打點下麵的小官員。從此以後，英國人便開始瞧不起中國官吏。容阿華充當商行老板後，吃喝嫖賭，無惡不作，後來又帶巨資潛逃，一直未被抓獲。而被其欠下的官稅無從著落，其它十二家商行又不肯代還，官府隻好采取提高稅收標準予以彌補，洋商則不服，多次提出抗議，並產生了許多矛盾。從此，走私更為猖獗，洋商們紛紛想從中彌補自己遭受的損失。這一惡果也是李鴻賓播下的，但道光帝對此一無所知。
道光十年（1831年），李鴻賓被提升為協辦大學士，仍兼兩廣總督。道光11年（1832年），給事中劉光三奏廣東匪徒成立“三點會”滋擾，要求剿除。李鴻賓則上疏說：“無三點會名目，惟搶劫打單，勒索民財，根株未絕。隨時訪拿，準其自首免罪。請廣、潮、肇、嘉諸府山場荒地，令無業遊民報墾，永不升科，庶衣食有資，免流匪僻。”這個貌似實事求是、憚精竭慮為遊民作想，更為王朝長遠穩定獻策的建議得到了道光帝的稱讚，並召見了他，賜其花翎。
道光十二年（1833年）春，湖南瑤民起義，廣東連州的瑤民也聞風而動，道光帝命李鴻賓帶兵防剿。這一年5月，李鴻賓赴連州，三路進兵，但是連遭失敗。他上奏請示暫時停止行動，等待援兵。這份奏折受到道光帝的嚴斥，又令尚書禧恩等由湖南移師赴廣東鎮壓連州瑤民起義。後來禧恩上奏說，李鴻賓之所以連遭慘敗，主要是“粵兵多食鴉片，不耐山險”，而陰雨天鴉片煙管點不著，造成士氣不振，整日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以致在攻擊時鼓不起一點點虛勇，隻會連打哈欠。道光帝看奏後大為震怒，立即將李鴻賓奪職查辦，並流放烏魯木齊。兩年後，李鴻賓才予以釋還，並給了他一個翰林院編修的頭銜，一直在家閑賦。道光二十年（1841年），李鴻賓病死在北京。
我們是在研究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注意到這個人的，李鴻賓的貪婪，膽大妄為，欺上瞞下以及能把黑馬說成白馬的嘴上功夫，使得曆史無法繞開他，《清史稿》中多有他的記載，後來我們一詳查才知道他是江西德化人。用現在的話來講，廣州當時是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李鴻賓身為兩廣總督，本來應該有所作為，結果卻在曆史的演進中扮演了一個為後人所不齒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