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黃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1824年）進士，選庶吉士(取得進士資格後，選拔其中一些有才氣的年輕者在翰林院繼續學習，即為庶吉士。三年後散館，二甲進士做編修，三甲進士任檢討，其他的則分到六部做主事）授以編修之職，後升任禦史、給事中。當時以直諫聞名於朝廷，他隻要看到有違朝綱之事，立即上奏參劾，從不迥避,而且所奏之事多被采納。道光十五年（1836年），特提升其為鴻臚寺卿。
19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在與外國的貿易中始終保持順差。以中英貿易為例，1827年以前，英國輸入中國的主要是棉毛織品和金屬製品（如刀和鍾表），由中國輸往英國的則以茶葉為大宗，其次是生絲、土布、陶瓷、糖、樟腦、大黃、水銀等。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來的商品有一種頑強的抵抗力，所以英國的紡織品在中國不能暢銷。而英國卻必須購買中國著名的茶葉、生絲和陶瓷。這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優勢。為了扭轉這一局麵，英國人使用了最損的一招，他們先把紡織品輸往印度，換來印度的鴉片輸往中國，再從中國把茶葉、生絲等輸往英國，英國人在這種三角貿易中大獲其利。
由於鴉片輸入的急劇增加，英國由原來的入超變為出超，中國卻相反，造成白銀大量外流。據統計，1820—1840年間，中國外流白銀約在1億兩左右，相當於銀幣流通量的1/5。由鴉片大量輸入而引起的白銀不斷外流，已開始擾亂清王朝的國庫和貨幣的流通，使清朝的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更為嚴重的是鴉片的泛濫極大地摧殘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任其發展下去，必將使中華民族麵臨滅種的危險。
從道光十六年（1836年）起，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一場禁煙與弛禁的激烈爭論。
弛禁派以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和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為代表，他們竭力反對禁煙。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許乃濟甚至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鴉片無害論，說如果要禁也隻須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民間販賣、吸食可以“一概勿論”。
道光十八年閏4月初3（1838年6月2日），黃爵滋針對鴉片弛禁派的觀點，上奏了著名的《清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卮：古代盛酒的器皿。）他在折中驚呼：“從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他提出要肅清鴉片，必“先重治吸食者”。主張吸鴉片的人必須在1年內戒絕，過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則處以死刑，官吏則罪加一等，本人處死，其子孫不準參加科舉考試。在黃爵滋之前，主張嚴禁者都著眼於堵塞販賣渠道。道光的禁煙令中也未涉及過吸食者，有人認為這與道光本人曾吸食鴉片有關。黃爵滋是第一個建議“重治吸食”的，他指出：“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
道光帝讀了黃爵滋這道奏折，深為激動，立即諭令內閣，要各省督撫各抒己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接到刑部公文後，他立即對黃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不禁拍案叫絕，過去從來沒有人敢提出吸煙者死罪，唯獨此奏毅然上陳。林則徐完全同意黃爵滋提出的“重治吸食”，並親自擬定《籌議嚴禁鴉片章程》：1、責成地方徹底收繳煙具；2、以一年為限，勸令吸食者自新；3、重治開館、販賣及製造煙具者，限期自首；4、以過去從寬現在從嚴為原則，給予官吏失察處分；5、令地保、牌頭、甲長搜查煙土、煙具、煙膏；6、用“熬審”的方法審斷鴉片吸食者。
這道奏折送出之後，林則徐知道等朝廷議決尚需時日，便在與湖南巡撫錢寶琛、湖北巡撫張嶽崧商量後，一麵逮捕開館、販賣者，一麵發布禁煙告示，配製、分發戒煙藥丸，並設置一個類似禁煙局的機構，專門負責收繳煙槍、煙鬥等吸食工具。經過兩個月的查禁，僅漢陽縣就抓獲販煙者多人，繳獲煙膏12000餘兩；漢陽、江夏兩縣收繳煙槍1264支。林則徐下令將這批煙槍在武昌校場當眾焚毀，並把銷毀的餘膏殘瀝，拌以桐油，再行燒透，最後又把灰投入江心。後來武昌、漢口兩局又繼繳煙槍700多支，湖南省也收繳2300多支。9月20日，林則徐向朝廷奏報湖廣查禁鴉片情況時說：“民情並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全賴功令之森嚴，始免眾心之渙弛。”
不久，各地將軍、督撫對黃爵滋奏折的意見陸續反饋到朝廷，共29件，其中大部分同意漏銀在於鴉片的看法，但對“先重治吸食者”這一點，反對的有21件，同意的僅林則徐等8人。道光帝權衡利弊，還是下決心禁煙。9月7日降旨把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的吸食官吏革職，把煙販子交刑部審訊；9日諭令鄧廷楨整飭廣東的地方部隊，懲治吸食的官兵；16日令琦善查拿天津夾帶鴉片的洋船鋪戶；10月5日獎勵收繳煙具有功的漢陽知縣郭覲辰；25日太監李秋澄吸食鴉片，被揭發出來，諭令枷號兩個月，刑滿後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為奴，遇赦不赦。又向常躲在尼姑庵裏偷吸鴉片的兩個皇親國戚開刀，一革去王爵，一革去公爵；28日以“冒昧讀陳、殊屬紕繆”為由，將弛禁派的主將許乃濟降為六品頂戴，令其退休回家。
林則徐鑒於朝廷中弛禁派勢力仍然很大，擔心道光帝舉棋不定，又於10月初再次上了一道密折，即《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鴉片》，請道光帝以社稷為重，下決心嚴禁鴉片。在這道奏折中，林則徐寫下了直逼國家民族存亡的著名警句：“當鴉片未盛行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弊辜。迨流毒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栗？”其意思是如果不切實禁煙，長此下去，幾十年後，軍隊就會衰弱，國庫就會空虛，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國家無可以充餉之銀。
同年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則徐的密折，讀後不禁驚出一身冷汗，相信林則徐所言決非危言聳聽，還在這些警句下用朱筆畫了一連串的圈。9月23日，道光帝召林則徐入京，並8次單獨與他密談，商議禁煙方略。11月15日，道光帝頒給林則徐欽差大臣關防，令其馳驛前往廣東，查辦禁煙事務。
“禁煙之議，實爵滋發之”，黃爵滋因此成為同林則徐齊名的人物。
次年三月他升任大理寺少卿，六月，道光帝召見於勤政殿，讚其禁煙疏：“汝所奏嚴禁鴉片，看似駭人聽聞，實是寬猛相濟，所謂火烈民畏也。非痛發其端，誰肯如此說話”，勉勵遇事仍要盡言。又命為江南鄉試主考官，補受禮部右侍郎。二十年，鴉片戰爭起，黃爵滋受命馳往閩浙沿海一帶，勘查水師，視察海防，講解戰守方略。他把閩省海防提到與粵省海防同等重要地位。提出“閩浙總督暫駐泉州”，此議確定了閩海防的戰略地位。
當時福建水師有戰船二百餘艘，因年久失修，“風幹日炙，敝壞居多”。原來規定有一套維修辦法，但文官借包工之機貪汙舞弊，武官也要求分沾，於是文武各官共分贓款，直接影響了國家的海防建設。黃爵滋秉公執法，進行了嚴肅處理，追回贓款，落實了修船計劃，又在沿海添設炮台，加強了福建的海防建設。此外，黃爵滋很注重調查研究，他認為過去繪製的地圖，錯誤太多，很不可靠，於是通過曆次出使的機會，調查了從山海關到福建沿海一帶的形勢，重繪成《海疆全圖》上下二冊，進呈給道光帝，作為了解沿海形勢的依據。
道光二十年，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廣州、浙江戰役失敗，穆彰阿等主和派把責任推到林則徐等禁煙派身上，稱“開兵釁”是他們禁煙處置不當而引發的。9月，道光帝下令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查辦，派遣琦善為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11月初，琦善抵達廣州，與奉派到浙江前線查辦“夷務”也是欽差大臣的伊裏布，一唱一和，互相勾結，主張對敵妥協退讓。黃爵滋對此極為不滿，堅決主張必須抵抗侵略，加強海防，他親到浙江沿海前線，進行調查，11月16日，他與祁雋藻聯名上奏，痛陳英軍在定海一帶的暴行，認為“浙江乃閩、粵之腹心，與江蘇為唇齒”，地位極為重要，務必認真設防。這時伊裏布已與英軍擅自訂下定海休戰條約，他們揭露伊裏布與琦善相呼應，對英國侵略者存在幻想，準備退兵撤防的種種情形，請求道光帝飭諭伊裏布“深思遠計”，“不可偏聽琦善，信敵必退”。回京以後，他又“極言英人勞師襲遠不足慮，宜競與絕市，募兵節餉，為持久計”。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黃爵滋因戶部銀庫案被牽連遭褫職責賠。後以員外郎候補。晚年家居不出，鹹豐三年(1853年)5月，因病卒於北京，享年61歲。
與拚死救國的前者比較，此公則是典型的弄權誤國之徒了——
陳孚恩，字子鶴，江西新城（今黎川）人。道光五年拔貢，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後補充為軍機章京，累遷郎中。由於這個人善於察眼觀色，且會曲意逢迎，很受首席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的器重，仕途順暢，官至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又升為倉場侍郎，均為“副部級”幹部。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調署兵部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期間，他與另一“副部級”大員赴山東查辦巡撫崇恩貪汙、贖職，尊旨將其罷免，並暫代一段山東巡撫。在回京時麵見道光帝時說，自己在山東當巡撫時不接受公費招待，而且不花公費。道光帝聽了很高興，特賞其加頭品頂帶、紫禁城騎馬待遇，並賜匾額“清正良臣”。
穆彰阿為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1806年）進士，很受道光帝信任，曾任軍機大臣20餘年，還是翰林院掌院學士、文華殿大學士。當代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是：包庇鴉片走私商和受賄的官吏，阻撓禁煙，鴉片戰爭中賣國求榮，對力主禁止鴉片和抗擊英國侵略軍的林則徐、鄧廷楨等進行誣陷，支持琦善對英軍求和，又支持耆英與英、法、美簽訂不平等條約。《清史稿》上也評論說：“穆彰阿當國，主議和，為海內所叢詬”。穆彰阿亦有聰明之處，他不像今日的一些腐敗官員，貪權而不貪財，而且對確有才學的人多有施舍，著意培植。由於穆彰阿多次主持鄉試，而且身為主考官，依附他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