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孚思是怎樣攀上穆彰阿的呢？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1842年8月29日），清廷在南京與英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也稱《江寧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議和的消息引起主戰派的強烈不滿，另一位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王鼎每逢上朝時，就與穆彰阿爭論，予以痛斥，責備其謬議誤國，並為林則徐打抱不平，鳴冤申屈。王鼎，字定九，陝西蒲城人，嘉慶元年進士。少年時家庭貧窮，但學習很努力，推尚氣節。穆彰阿知道王鼎的秉性，隻要一聽到他的斥責聲，便作出大度的樣子，笑一笑避開。有一次，兩人同時被道光帝召見，王鼎在殿上又責罵穆彰阿是秦檜、嚴嵩，穆彰阿則保持沉默，不與爭辨。道光帝心裏知道王鼎罵的是穆彰阿，怨氣卻是衝著自己來的，但又不好發作，隻是笑著說：“你醉了”，命太監把他扶出去。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苦諫，道光帝動怒，拂袖而起，王鼎急忙拉著道光帝的衣裾陳說，道光帝仍然不理。下朝回家後，王鼎越想越氣，越思越悲，叫下人伺候筆墨，揮筆疾書，寫下了一本長長的奏折，小心封好，緊揣在懷裏，當晚自縊身亡，以死進諫。
按大清律例，朝中大臣自縊，必先奏報皇上，吏部、刑部派員驗視之後，家人才能移動屍身。王鼎家人尚未來得及奏報，暗藏心機的軍機章京（軍機處文字官員）陳孚恩已聞訊搶先趕到，他命人將王鼎遺體解下，搜檢衣帶，得到遺書，才大鬆一口氣。遺書的大意是彈劾穆彰阿，建議重新起用林則徐。
看過遺書後，陳孚恩對王鼎的兒子王沆說：“皇上正為林則徐‘開兵釁’引發的後果惱怒，不願再聽人談論此事。你如果據實奏報，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會受到牽連，連你的編修之職也難保。你如果還想往仕途上走，就不能如實奏報，更不能呈遞這份遺書。”
王沆是個老實人，被陳孚恩的連哄帶騙嚇住了，一切聽任其安排。於是，陳孚恩乘機篡改了遺書，並以“暴疾”奏上。
事後，陳孚恩快步流星趕往穆府，把王鼎原來的遺書送給穆彰阿，穆很是感激。從此便有意提攜陳孚恩，使其平步青雲，不到5年的時間，由軍機章京而升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大約是副總理還兼著國防部長）。王沆卻因未能繼承父誌，遭到親戚朋友的鄙棄，他自己也愧悔莫及，於是終身不再出來當官。
王鼎死時，林則徐正在發配新疆的途中，得到消息，悲憤不已。他麵對大漠落日，潸然淚下，又吟詩一首，名為：《哭故相公王文恪公》，其中有雲：“傷心知己千行淚，灑向平沙大幕風。”
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陳孚恩與侍郎福濟赴山西查辦巡撫王兆琛貪汙一案，經查實，王被免職，並逮京治罪。隨後，穆彰阿又讓陳孚恩代理刑部尚書，不久即正式任命。次年，鹹豐即位，穆彰阿的權力大大得到製約，不久又被連降六級。陳孚恩亦開始走黴運，首先是“議禮”一事：道光皇帝覺得任內輸了鴉片戰爭，列祖列宗顏麵掃地，自己不配進入祖廟享受後代祭拜。鹹豐“交廷臣議”，陳孚恩和怡親王載垣意見不和，當著皇帝的麵，相互戳指對罵。載垣“以失儀自劾”，鹹豐沒有過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謬，降三級留任”。他大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養”告歸。
當年太平軍起義，各地形勢危急，由於兵員不足，清廷命在籍回鄉大臣幫辦團練，用於抵抗太平軍。許多在籍官員紛紛行動起來，如曾國藩（前兵部侍郎）、呂賢基（前工部侍郎）、季芝昌（前閩浙總督）、錢寶琛（前江西巡撫）等人，前後達94人之多，陳孚恩也是其中之一。但這些官員當中，隻有曾國藩一人辦團練得以成功，並以此建立湘軍，成就了一番事業。陳孚恩在江西沒有辦成團練，隻是幫助時任江西巡撫的張芾督師守衛南昌城。鹹豐三年（1854年），待湘軍江忠源援師到達後，太平軍才撤退。為此，陳孚恩分享守城之功，得賜花翎。但他回到北京，未被授予官職。其間，禦史錢桂森曾上疏說，陳孚恩很有才幹，又在外數年多有曆練，建議他入直樞廷（內閣），必能辦成不少事。這道奏折遭到了鹹豐帝的詔斥，隻準其回原衙門。但過了不久，又命陳孚恩以頭品頂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禮部尚書、授兵部尚書。能讓皇上改變成命的人顯然不是等閑之輩，明眼人很快看出這是陳孚恩輕車熟路，再作馮婦，私下投靠了肅順等人的回報。
鹹豐八年（1858年），陳孚恩因其子陳景彥牽涉到順天（今北京）鄉試舞弊案，自請嚴議，被議失察降一級，但很快又在肅順的保薦下，尋署刑部、戶部尚書。鹹豐十年（1860年），又授吏部尚書。本來吏部尚書之職由許乃普擔任，在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時，許乃普等要員正在園內值班，聞警隻好倉皇逃亡。陳孚恩則利用肅順權勢，對驚愧未定的許乃普，橫加施壓，迫其告病，騰出吏部尚書的位子給他。為此，許多官員感到不服氣，吏部為六部之首，曆來非翰林出身不能當尚書，而他的出身隻是一個區區的貢生。這件事情後來成了陳孚恩是肅順死黨的一個有力證據，並被許乃普之子許壽彭上奏痛劾。
胡平：肅順在鹹豐朝很是顯赫，不可一世，他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既是三位禦前大臣之一，又是鹹豐十一年（1861）鹹豐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病死，傳位5歲的載淳（即同治帝）時，遺命的八位顧命王大臣之首。其勢力之大，附庸之多，在官場內已有“肅黨”之稱，並讓慈禧為首的“後黨”日子過得忐忑不安起來……
可惜好景不長，幾乎鹹豐帝的屍骨未寒，同年11月，載淳生母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訢合謀，由當時留守北京的奕訢掌握軍隊，利用皇室回京時機，發動政變，逮捕顧命八大臣，將肅順處斬，載垣、端華兩親王賜死，其餘5人革職。慈禧太後和慈安太後垂簾聽政，恭親王輔政，改年號為同治。這便為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祺祥政變”。在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陳孚恩親筆書函多封，內有曖昧不明之語。恭親王又接到密告，說肅順的財產有一部分藏匿在陳孚恩那裏。
軍機處和刑部在會審時，卻大費躊躇。
陳孚恩手腕圓滑老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本事最大，朝士中頗有人以為陳孚恩是個幹才，甚至認為他不但不是“肅黨”，相反還是肅順他們所忌憚的人物。當鹹豐帝在熱河崩駕，在京留守各項事務的大臣中，隻有陳孚恩奉召去承德，“肅黨”的形跡明顯如此，居然還有人說肅順要把他叫去避暑山莊，實為調虎離山之計，這是深怕他在京城搗鬼，反對肅順，而其實這正是陳孚恩自己放出來的煙霧彈。陳孚恩還利用江西的京官為其活動、申辨，很多贛籍官員聯名保奏他，為其說情。在座的大臣都主張嚴辦陳孚恩，但又不能不加慎重。最後決定對陳孚恩“敬鬼神而遠之，”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為了平息那些由此可能引起的浮議流言，恭親王陳請慈禧派軍機大臣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書萬青藜，再議陳孚恩的罪名。這兩個人都是漢人，萬青藜還是陳孚恩的江西同鄉，以示朝廷大公無私，並非滿人、漢人意氣之爭。
兩位太後照準後，萬青藜接到通知赴內閣會議。他受了江西同鄉以及與陳孚恩有交情的那些官員的壓力，原準備有一番話說。內閣先給他看了在肅順府中抄出的陳孚恩的信劄，他一麵看，一麵暗暗心驚，那些“暗昧不明”的話，如果要陳孚恩“明白回奏”，必是百口難以自辯。“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實還算是便宜，倘若此事發生在雍正、乾隆年間，陳孚恩本人的腦袋早掉了，隻怕家屬也要受到嚴重的株連。
萬青藜承認陳孚恩罪有應得，但他仍想為這位同鄉減輕點罪責，他指出：“陳孚恩早年曾蒙天語褒獎，有此一節，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請公議。”
所謂“天治褒褒”，即指早年在山東巡撫任上，陳孚恩自稱廉潔，加之穆彰阿的吹捧，道光皇帝曾禦筆頒賜匾額“清正良臣”。
真是不提這話還好，一提更壞。在坐的會審大臣彙成了一片嘲笑聲，他們一一道出自己記憶中陳孚恩在官場上那低頭是狗臉、抬頭又成人臉的變臉功夫。所謂“清正良臣”的美名，早已掃地無餘，誠如《清史稿》對他的蓋棺論定：“如陳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淪絕域而不返，宜哉。”那塊在抄家時已附帶追繳的匾，徒成為天下士人的笑柄！
萬青藜仍不放過最後的努力，他說：“新帝登極，兩宮垂簾，重重喜事，憐念陳孚恩白發遠戍，隻恐此生已無還鄉之望，何妨特賜一個恩典。”
無奈在座的內閣成員對陳孚恩都無好感，“白發遠戍”的哀詞並不能打動他們的心。大學士周祖培答道：“恩出自上。”他把視線掃過座間，落在萬青藜臉上，“上頭對陳孚恩有沒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們此刻也無從談起……”
陳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議定。奏折上去，太後很快照準。充軍的罪名，按例即時執行，由刑部通知兵部派員押解。陳孚恩一家三代離開京城時，去看他的江西老鄉還不少，人們紛紛安慰道：新疆正在用兵，此去正是效力贖罪的好機會。有的還拿林則徐作比，說他當年也是遣戍新疆，沒有多少時候，又被道光帝複起大用……陳孚恩一麵道謝，一麵不迭地稱頌聖明，自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同治五年（1866年）由於新疆境內發生大規模回民起義，這一年正月22日（3月8日），伊犁被起義軍攻占，陳孚恩及妾、子、媳、孫等一家三代共同遭難，估計沒有後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