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晚清的江西籍官員裏，有一個人因為對恭親王的攻擊而在曆史上暴得大名。
蔡壽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今德安）人，與李鴻賓是同鄉。道光十九年（1839年）進士，曾入翰林院當編修（按清製，狀元出身方可在翰林院做修撰，榜眼、探花才能做編修）。
這一大概可視做皇帝顧問的職務，比起一般官員來，本來有著較多的升遷機會。他當了多年未見提升，遂到處投機鑽營。他先竄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條升官發財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關防，招募鄉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搖。不久，新任川督駱秉章對他的行徑十分地看不慣，命藩司劉容（原湘軍將領）將他趕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當難堪，當即存下日後必報一箭之仇的想法。
蔡壽祺又投靠正在陝西圍剿回民起義的勝保手下當幕僚。
勝保失勢後，蔡壽祺混入宮中，擔任起居注冊官，專門記錄皇帝每天的起居、行程活動，從此他便利用在宮中任職的條件，與大太監安德海有了苟且。
同治三年6月16日（1863年7月19日），浙江巡撫曾國荃率領湘軍攻占太平軍都城天京（南京），實現了被當時史學家稱之為“削平僭偽，綏靖邊陲，偉烈豐功”的所謂“同治中興”。由此，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被讚為“定亂綏邦”的“賢王”，被賞加三級，而湘軍頭目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也分別封官進爵。
這時的慈禧太後卻坐不住了，她對恭親王執掌內廷外朝大權，且外省督撫盡用漢人，滿人所占比例日益減少深感不安：到同治四年5月，全國10名總督，除湖廣總督官文1人外，其餘9人都為漢人；至於15省巡撫，均為清一色漢人。且9名總督中，湖南人占有5名，即直隸總督劉長祜、兩江總督曾國藩、雲貴總督勞崇光、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嶽福。各省巡撫中，湘淮軍將領也占其大半。慈禧對恭親王與洋人打得火熱也報為反感，認為他是挾洋自重，以便攬權。
恭親王還主管內務府，他力行節儉，對慈禧太後所寵信的安德海索取無厭有所勸戒。有一次，安德海曾反唇相詰，問道：“所費為何？”恭親王怒答：“如瓷器杯盤，照例月供一分，計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次日，安德海故意為慈禧進膳盡用民間粗劣瓷器，慈禧驚問其故，安德海以恭親王責備之言作答，慈禧聽完大為惱怒，“乃約束我日食耶！”
對慈禧來說，更令她憂慮的是，那些被恭親王提拔重用的漢族大員，對其感恩戴德，互相過從甚密，“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萬一他要仿效肅順豈不易如反掌？為此慈禧決意尋找機會打擊恭親王，她要讓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親王在內，都不過是她驅使的臣仆，都必須向她效忠。
此時，身在宮中的蔡壽祺，從安德海口中得知慈禧對恭親王嫌隙日深，經多方窺測，認為有機可乘，遂於同治四年2月24日，以“請振紀綱以尊朝廷”為名，上折遍參曾國藩等人捏報湘軍戰功，取巧避罪，不僅指責恭親王重用漢人不當，圖謀使漢人重掌軍權，還把所有這些人的過失統統推在恭親王身上，令奕訢“虛衷省過，以弭不變，以服人心。”
蔡壽祺作為一名漢人官員，如此放肆地攻擊恭親王，本按例應得到懲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後很是高興，竟予以申飭，連蔡壽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後一看慈禧沒有降罪，於是又放膽在3月4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點名參劾恭親王，羅織的十大罪名有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等，要求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
慈禧收到蔡壽祺這道奏折，如獲至寶，次日便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宋風標等8人，要他們“逮問”奕訢。
周祖培等人不敢回答，慈禧一再逼迫他們迅速查辦，毫不退讓。最後周祖培隻好說：“容臣等退後祥察”，並“請與倭仁共治之”。
倭仁是同治的帝師，是慈禧所信任的人，而且又是反對洋務運動的首領，慈禧聽周如是說才稍加放心，允許他們退朝。
周祖培等人很快會同倭仁在內閣對蔡壽祺麵加詢問，令其將參劾恭親王的內容一一據實答複，寫在紙上。結果對恭親王行賄者，蔡壽祺僅指出前任江蘇巡撫薛煥和陝西巡撫劉容二人，“並稱均係風聞”，其餘更是不能指實。
倭仁將上述情狀複疏奏上，但又稱對蔡壽祺“雖不能全部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的模棱兩可的結論，並提出“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應由慈禧“宸斷”。
慈禧早已作出決斷。次日，當倭仁等入朝複奏時，她便把親筆寫好的朱諭拿出來，交給倭仁、周祖培等閱看，並說道：“詔旨中多有錯別字及辭句不通者，你們幫助潤色一下。”
我們在中國第一曆史博物館查到了這份資料的複印件，確實是錯別字連天，這是慈禧親擬的第一份懿旨。周祖培閱後，添上了“議政之初，尚屬謹慎”八字。慈禧又催促道：“此旨即下內閣，速行之，不必由軍機”。
這道以同治帝名義下達的詔旨寫道：
“朕奉兩宮皇太後懿旨：本月初5日據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徇情、貪墨、驕盈、攬權、多招物議，似此劣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事出有因，究屬曖昧，難以懸揣！恭親王議政之初，尚屬謹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視朕衝齡，諸多挾製，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幹預公事，以示朕曲為保全之至意。”
恭親王因為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又改善了與西方各國的關係，當時在朝中的威望很高，詔書發布後，“朝野駭愕”，許多滿漢大員毫無思想準備，不知所措；同時對慈禧僅憑蔡壽祺一道捕風捉影、“難以懸揣”的奏折，便給奕忻定下罪狀，很不理解。因此，不論宗室親貴，還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撫，都對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對，為此聯名專門上奏，署名者多達70多人。一時間，滿朝文武上自親王、大學士、軍機大臣，下至給事中、禦史台諫，大家眾口一詞，要求恭親王複職，這完全出於慈禧意料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隻好被迫作出妥協，當然她也認為打擊、羞辱恭親王的初衷已經達到，便在4月14日又以同治帝的名義下達諭旨，說由於恭親王伏地痛哭，無以自容，經麵加訓誡後，既然能夠領悟此意，改過自新，所以“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議政王頭銜，“以示裁抑”。
這份諭旨中講恭親王當時痛哭流涕，其實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來他確實沒把這個嫂子放在眼裏，而且自己功高披世，命運竟然像羽毛一樣頃刻間被折轉翻複，他深感掉以輕心，又猝不及防！
慈禧通過蔡壽祺的奏折所引起的這場風波，“玩一親王於股掌之上，遣責之，以示威，開複之，以示恩”（蔡東藩語），使恭親王的權力大為削減，而自己得以正式執掌朝廷內外大權。此後又進一步對恭親王領導的洋務事業進行打擊和限製，使其“事無巨細，愈加寅畏之心，深自斂抑”，可謂進一步退三步，舉步維艱，大清帝國剛有點新氣象的洋務運動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後麵。
由此結果看，蔡壽祺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破壞者，也是曆史罪人。
胡平：小人為求一己富貴，不惜敗壞大局，蔡壽祺堪稱一個典型。他的一生還有著多少“謀人”的情節、誣告的片斷，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在他總狀告及時並狀告成癮的表現中，我們能夠隱約看到明清兩朝贛大地訟風如潮的餘沫。
而曆史的吊詭是，蔡壽祺雖做小人，卻未獲富貴。慈禧要用他時，召其麵見，撫慰有嘉，又賞黃金百兩，並允諾日後擢升他為一品大員。慈禧用完他，便像對一盤冷飯殘羹，以後不再答理了，更談不上“罩”著他。恭親王及其他堅持洋務的朝臣對他深惡痛絕，他的“為太後而死，死不足惜”的表白，最後換來的卻是“即行革職，勒令回籍”的嚴譴。
蔡壽祺革職後，仍然逗留京師，從此一片潦倒，50多歲就須發皆白。他的大女兒，許配給漢陽袁侍郎的公子，尚未完婚公子就病死了，是所謂的望門寡。他的三女兒，嫁給江夏知縣彭祖壽的兒子，可嫁過去不久又死了丈夫。夫死無子很難在夫家立足，出殯那天，她喝了毒藥，以死殉夫。
雪上加霜，屋破逢雨，晚年連連遭遇這樣的打擊，放在誰的身上不會身心巨痛，煢然孤影？可蔡壽祺不，他拿著兩個女兒的守節殉夫之事，到處乞求人家題詠。借骨肉的大不幸，四處招搖，沽名釣譽，此人的無恥，也算是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