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成炬，堅冰故我——走進晚清之三
胡平：晚清江西籍的官員能有影響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還有三位。
湖南是變法維新的風雲地，巡撫陳寶箴所領導而由其子陳三立襄助讚畫的湖南新政，可以說是清末改革的模範域區，一度聞名中外。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今修水）人，以舉人出仕，先後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馬關條約》簽訂後，他為國家的危難痛心疾首，曾上疏陳說時局利弊得失。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撫，他推行新政的功績，首先在於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務運動時期以來被守舊勢力控製的沉悶局麵，剛到長沙任職就察劾縣以下昏吏20餘人，因得亢直美名。
在經濟上，陳寶箴認為“凡有可以稍裨國計民生者，分應殫竭愚忱，盡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廣”，“以救國民”。他開創了湖南近代工礦業的先河，正如當時《湘學報》所讚揚：
“我湘陳右銘中丞，亟力圖維，聯屬紳耆，藉匡不達。興礦務、鑄銀元、設機器、建學堂、豎電線、造電燈、引輪船、開河道、製火柴，凡此數端，以開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國勢，善於變法，而不為法所變。”
陳寶箴在發展工礦業中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奏準開設官礦領導機構——湖南礦務總局。他奏稱：“湖南山多田少，物產不豐，而山勢層迭奧衍，多礦石之質類，不宜於樹藝；唯五金之礦，多出其中，煤鐵所在多有，小民之無田可耕者，每賴以此謀生。”陳寶箴的奏請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1895年2月，湖南礦務總局在省城長沙正式成立。與此同時，陳寶箴又擬奏了《湖南礦務簡明章程》，對辦礦的方法、經費、股份、礦質等問題作了若幹具體規定。隨後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招股建礦工作。1896－1897兩年之內即建起了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新化錫礦山銻礦、益陽板溪銻礦、平江黃金洞金礦等大型官辦企業，其中以水口山鉛鋅礦為第一，鉛鋅產量呈逐年上升趨勢。
新化、益陽銻礦的大量開采，使長沙省城的煉銻業開始產生。1896年起陸續有民族資本家在靈官渡開設大成公司、湘裕煉銻廠。靈官渡則成為湖南省最大的礦產品轉運碼頭。
陳寶箴的礦務政策對後任的經濟決策影響甚深。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湖南創辦了阜湘、沅豐兩個礦務公司。1903年,巡撫趙爾巽奏準將兩礦務公司合並為“湖南全省礦務總公司”，旨在壟斷全省的采礦、煉礦之權，抵製外國侵略者攫取礦權的活動。
陳寶箴還與長沙紳士王先謙、張祖同、楊鞏、黃自元等商議，創辦了和豐火柴公司和寶善成機器公司，陳寶箴倡議創辦的這幾個企業，實際上是長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業。
陳寶箴還是湖南近代電信業的開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議，接設湘鄂兩省間的電線，湖南一段自長沙省城起，沿湘陰、嶽州、臨湘一帶驛路安設，至湖北蒲圻縣境，計程225公裏。全線竣工後，在長沙設立電報局，收發官、商電報，是為湘省設立電報局之始。
長沙及湖南近代工礦業的發軔，與外省民族工礦業的產生有很大區別。這就是“長官導之於先，士亦各抒忠義以奉其上，官紳一體，上下一氣”，所以“湘省風氣之開，較他省猶神且速，為中國一大轉機”。確實，“官導於先”，“上下一氣”，是湖南維新運動期間工礦業得以蓬勃發展一大關鍵。
與奠基了湘省的工業化相比，陳寶箴更讓人耳熟能詳、功在後世的是開啟了湘人的“民智”與“民權”。
有評論稱：辦輪船公司、製造公司、及通電報等，設算學堂、武備學堂等，張之洞也做過並稱之為“西法”，其性質基本上為西藝。而陳寶箴、三立父子在湖南設南學會、《湘報》館、時務學堂等，則是實行張之洞所未能實行的那一部分西法，其性質為試行西政。
所謂“開民智”，即包括開發“民權”、“公官權”、“務分官權與民”等現代理念。所謂“開民權”，其具體落實則為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南學會，具有公共論壇性質的《湘報》，具有新政人才學校兼公共論壇性質的時務學堂等，這是近代中國最早實行的地方自治實驗暨民權實驗。
陳寶箴在湖南進行的政治改革主張漸進徐圖，而康有為、梁啟超輔佐光緒帝與慈禧太後抗衡，並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決中國的憲政問題，結果反被“後黨”以非常手段解決，史稱“戊戌之變”。
今人劉夢溪先生曾說：“如果當時的改革能夠按照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主張，緩進漸變，不發生康有為等人的過激行動，清季的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幽禁光緒，通緝康梁，殺“六君子”於京城菜市口。10月6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上諭發出：“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
所謂“濫保匪人”，即戊戌披難的“六君子”中，劉光第、楊銳均為陳寶箴所保薦，還有兩君子——譚嗣同是倡導湖南新政的先進，而梁啟超則是湖南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與陳氏父子的關係均非同尋常。
湖南是變法維新先進域區，尤為反對變法者所嫉恨——
義寧父子10月21日獲懲，第二天，福建道監察禦史黃桂鈞就上奏慈禧，認為處分太輕，提出：“如陳寶箴之保譚嗣同、楊銳，王錫蕃之保林旭，適以增長逆焰，助成奸謀。此當與發往新疆之李端棻一例重懲，僅予革職，不足蔽辜。”
10月14日，山東道監察禦史張荀鶴又奏陳寶箴巡撫湖南時所設之南學會、湘報館等雖已裁撤，但保衛局還繼續存在：“聞保衛局皆陳寶箴所用邪黨劣紳，希圖薪水，而後選道左孝同把持尤其，不顧虐民斂怨，釀成亂端，且捏稱商民情願捐資，辦有成效。”
張荀鶴還捏造證據，指責陳三立貪贓受賄。幸得接替陳寶箴的新任湖南巡撫俞廉三據實一一辨證，誣陷未能得逞。
慈禧對湖南新政的改革成果更是鐵腕雷霆，她責令湖廣總督張之洞：
“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跡近植黨，應即一並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劄記、答問等書，一律銷毀，以絕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
陳寶箴罷官後，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縣境內）下築“靖廬”棲身，生活慘淡淒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卒然去世，終年69歲。
其死因《清史稿》未載，其子陳三立《先府君行狀》亦諱而不言。但江西知名學者宗九奇先生曾刊布過一條鮮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戴明震先父遠傳翁在遺世的《文錄》手稿裏，有如下的記載：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6月26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鬆壽馳往西山峴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麵匍匐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
至此，這位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終也未能逃脫那拉氏的魔掌。
如同義寧陳氏一家三代的學術思想，是近現代中國一宗極為重要的學術思想財富，義寧陳氏一家三代——陳寶箴先生（1831－1900年）罹難於戊戌政變，伯嚴三立先生（1853－1937年）在當七七事變爆發後，憂憤成疾，拒不進食，拒不服藥，以身殉國；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死於“文化大革命”，他們不僅與近現代中國之悲劇命運息息相關，而且都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國身通一、文化托命的品格。
胡思敬，江西宜豐人，字瘦篁，晚號退廬，寓居南昌。清光緒年間先後做過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禦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頗豐，有《退廬文集》、《退廬詩集》、《戊戌履霜錄》、《九朝新語》、《國聞備乘》等。後一部書，是在京都十年的從政生涯中，他利用“趨職之暇，時有所紀”的成果，其中“見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於一部現場的目擊現實，其史料價值顯然為一般的野乘稗史所無法比擬。
要感受維新中堅們那救亡圖存的強烈憂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戰鬥激情，後人們應該去看看浙江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廣東人梁啟超的《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湖南人譚嗣同的《仁學》，福建人嚴複的《原強》……而想要了解與此同時的守舊派又尤其是保守官僚們，對於戊戌變法的不滿與攻擊，後人則必須看看胡思敬的《國聞備乘》——
盛宣懷辦洋務三十餘年，電報、輪船、礦山皆歸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書，資產過千萬，亦可謂長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婦人不敢躡紅繡絲履，否則嘩然訕笑，以為越亂。新翰林乞假南歸，所至鼓吹歡迎，斂財帛相贐，千裏不齎糧……今不然矣。諸生焚棄筆硯，輾轉謀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貲，俗名“張羅”，商賈皆避匿不見。科舉廢，學堂興，朝局大變，蓋不獨江西為然也。
凡文士輕率浮躁，好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見，用之不慎，皆足以誤國殃民，其失職無聊者尤可懼也。陳寶箴以信用梁啟超而敗，翁同龠以信用張謇、文廷式而敗……當新政盛行，各督、撫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實皆三五少年狡獪之技。天下興亡，不亡於長槍大劍而亡於三寸毛錐。籲，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專製一言為口實，其實誣也。總管太監李蓮英有養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戶、兵、刑、工部候補，亟請於孝宗謀實授。一日，刑部尚書葛寶華入見，孝欽以福海托之，寶華曰：“與以小烏布則可，補缺當遵部例，臣何敢專？”孝欽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魯伯陽進四萬金於珍妃，珍妃言於德宗，遂簡放上海道。江督劉坤一知其事，伯陽蒞任不一月，即刻罷之。是用人之權，君主不能專也……孝欽初興園工，遊百川、屠仁守先後入諫，幾罷者數矣。李鴻章等雖善迎合，不能不借海軍報效之名，掩飾國人耳目。是用財之權，君主亦不能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