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江西境內大抵是平靜的，幾近方外的一座隻聞梵音的古刹。這平靜還異常執著，猶如在炎炎赤道線上一群身穿厚厚的獸皮、我行我素走著的愛斯基摩人。與宋明兩代在諸多領域開學風之先和執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滅亡之前，沒有出過一張類似《時務報》、《國聞報》、《蘇報》這樣傳播維新思想的報紙，沒有出過一本類似《海國圖誌》、《西學東漸記》、《時務論》、《盛世危言》這樣介紹、研究西方與西學的書籍。和以上當時產生了巨大反響的著作一樣，陳熾的《庸書》、《續富國策》，在外省區一再脫銷，多次重版，文化人紛紛以捧讀為快事，在本省卻不能出版。本省有些什麼人呢？不見陳熾這般的發憤長嘯之人，也不見陳寶箴這般埋頭做新政的人物，官員與士紳圈子裏放眼一遍，多的是守缺抱殘、詆噪維新的井鳴之蛙……
1862年（同治元年）３月１７日，在南昌本是春雨如簾、春風如酥的日子，城中心的東湖在往日恍若一尾雪鷺銀鷗，靜靜地棲息在桃紅柳綠的百花洲畔。這一天卻變了，變得像這個城市一百零四年後８月底９月初的那些“炮打司令部”的日子，手摸一把過去，滿街的空氣都在發燙……
這一天，街頭巷尾貼滿了由湖南傳過來的驅逐法國天主教士的檄文，退下來的前翰林院檢討夏廷榘，還有正在家休養的在籍甘肅按察史劉於潯等人，按耐住自己一顆狂跳的心，一晝夜便將這檄文翻印出來幾萬張。大街上腳步如潮，人聲鼎沸，有跟著看熱鬧的市民，有一張張年輕而又漲紅似塊新鮮豬肝的麵孔，多操持著外鄉的口音，他們是正來省趕考的各府縣的生童。莘莘學子們先到筷子巷天主教育嬰公所，要求進去查驗女嬰，他們懷疑這些胸前掛著十字架的洋人，出於何種居心要去揀來、買來那些奄奄一口氣的女嬰？當有人在教堂附近撿到油膏一塊、銅管一根、屍骨一包時，這懷疑便有鐵打的結論了：油膏是熬煉嬰兒的精血而成，幾寸長的銅管用來勾取嬰兒的眼睛，那屍骨更是從魔鬼的嘴裏吐出來。於是，人們的憤怒與韌性，絕對也是鐵打的了，“萬眾同心，群相附和”，先後搗毀了幾十間教會房屋和由教徒開設的義和酒店、合大鹽店，內裏的貨物、用具一並砸爛……
接下來幾天，南昌郊區和鄰近各縣均發生搗毀教堂和教徒財產的事件。南昌街頭遍是匿名揭帖，題為《撲滅異端邪教公啟》，內稱：“倘該國教士膽敢來江西蠱惑，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同聲相應。鋤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又對中國教徒，一經發現，號召“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又是林則徐的外甥，本人雖具有維新思想，卻也受大勢裹脅，不但對此毫無鉗製，竟也在江西士紳一邊，堅持反對洋教的活動。
有學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反洋教鬥爭特別激烈。江西並不是傳教士活動最嚴重的省份，卻成為教案最突出的地區，教案發生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居全國之首。”（萬振凡《近代贛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1862年的南昌教案是全國各地爆發最早的教案之一，在贛地則由此發端，至民國初年，共發生與教會的衝突、鬥爭三百多起。
我想，贛地較之沿海教案頻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後者在被傳教之外，大抵都是通商口岸，不會是互惠互利，但做著轉手生意，當地人總有錢可賺。而且在西風美雨的長期漂染下，那目光大概便會變得無所謂起來，信教就信教吧，不過就是在佛道兩家外再加了一宗。可在贛地，一度有個口岸九江，以1890年為例，這一年它的港口貿易總值，低於江對岸漢口的六分之一，甚至低於鎮江的三分之一。在通商十分有限、空氣中罕見地聽到錢幣悅耳的叮當聲的情況下，被大大凸現了的便隻有傳教。
近讀《傳教士與中國科學》一書（曹增文著宗教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許多國人印象裏，清末來中國的那批傳教士大多隻有負麵作為。這本書卻以大量事實，展示了我國近代的文化層麵、社會層麵的諸多變化都是他們帶來的，從學校教育、學科結構到精神病院、育嬰堂、孤兒院的建立，可以說隨傳教士走進中國的西方文明奠定了近代中國社會服務體係的基礎。
對於一個曆史事件、某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幾十年裏霧裏看花，或者幹脆放在哈哈鏡裏，任意誇張、縮小與變形，我們已經見得不少。在中國，有些事情的結論，真要等到百年以後才能塵埃落定，對傳教士的評價便是一例。
但在當年，絕非如此——
教會深入城鎮和鄉村後，因一些教士抱有的殖民心態，為急速擴大教會的勢力和影響，去圈占土地，延攬訴訟，縱容與包庇少數為非作歹的中國教民……這一切，無不與官府的權力、地方士紳的威儀發生嚴重地衝突；
更要命的是，從手工業工人、菜農到店員、小商人等社會各界的同仇敵愾廣泛參與中，可以發現，好像一塊燒得通紅的鐵塊被扔進了清水裏，曆次教案中都嘶嘶噴濺著兩種文化的衝突——堅定地信奉老祖宗那“男女授受不親”的人們，在打量著教堂那高聳的尖頂、透過彩色玻璃難以看清裏麵的窗戶，平日裏總禁衛森嚴即使是做禮拜之日非教徒也進不去的院門，而又偏偏有男男女女的教民，絡繹不絕或者三三兩兩地進出，人們的臉上便多少會掛上類似夢遺後的那種曖昧之色：他們在幽深的教堂裏幹些什麼呢，如果說是懺悔，一個女子怎麼能夠和一個非親非故的男子單獨呆在一處呢？人們的鼻子便嗅到在初夏教堂院子裏飄來的勃勃的廣玉蘭香氣中，還摻和有一股下流的氣味……
官員們則不會這般形而下，猶如總去樹枝高處承接風露的蟬，一對警策的眼睛總站在政治上看問題，正如時任江西巡撫的劉坤一所說：
通商不過耗我物產精華，行教則足以變我之人心風俗……（齊魯書社《反洋教書文揭帖選》）
近代以來，中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近代化進程，靠的是一種非製度力量的推動，這力量大抵表現於西方文明的影響，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紳商階層對於陳舊的王朝政治、經濟體製的改良與腐蝕。贛地既不處於沿海口岸，雖位於贛北的九江一度對外通商，其偏低的貿易份額卻不足引美雨歐風進窺江西腹地；而紳商階層又未能瓜熟蒂落，雖也有一些鼓吹江西工業化的有識之士匆匆來去，如文廷式在原籍萍鄉集股合資，打算采用新式機器開采煤礦，結果全縣士子張貼揭帖，群起攻訐，隻能胎死腹中……於是，當周邊各省均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工業化之時，江西與工業化的擦臂而過，就是必然的了。
如新式煤礦全國共開辦16座，其中在湖北有四座，安徽有兩座，江蘇有一座。新式金屬礦全國共開辦23座，其中湖北四座，安徽、福建、廣東各一座。打曾國藩引進西方技術與設備，在安徽建立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所軍工企業——安慶軍械所之後，各地紛紛仿效，全國共有軍工企業21個，其中江蘇、廣東各三個，上海、福建各兩個，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一個。唯獨擁有煤、銅、鎢等豐富礦產資源的江西，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了第一個稱得上是近代工礦企業的萍鄉煤礦，而且還附屬於盛宣懷的“漢冶萍股份公司”。
有學者粗略地查閱了清代道、鹹、同、光四朝江西巡撫們的奏議，從中發現：“除了有關鎮壓會黨、如何征稅等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通盤考慮過如何適應全國的形勢，發展江西的工商業。光緒八年，鄰省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這時江西地方政府卻向光緒上奏，反對江西發展工商，提出江西的田賦漕糧‘曆朝重視，實為國計之根，而大小可為緩急之序……’認為田賦漕糧應是江西的頭等大事，提出要‘合官民之力為之’。其他如辦企業、發展工商等隻不過是‘其小而緩者’，認為隻要‘鳩民力治之’就可以了。光緒接奏後‘詳加批閱’，認為可行，從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經濟發展的基調。”（萬振凡《近代贛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
倘若九泉下有知，陳熾、黃爵滋、陳寶箴、文廷式等這些曾以眼光和氣節驚動過神州的贛地先賢，大約會一起跑到贛地那廣袤的紅色丘陵上，向著蒼天發出一次《離騷》式的天問：
蒼天啊，似目如止水的高僧一樣，你到底念出了些什麼樣的偈語，為何周邊地區都在火山爆發般崛起一片片“呼嘯山莊”的時候，江西卻多半還在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義、以及道德倫理法則中老持成重，樂不思蜀？
大概由此後，江西就淪落成了別一種意味的“搖籃”——
《走進晚清》已展示的晚清近十位贛籍官員，雖然他們中有些人蒙後世景仰，有些人為後人所唾棄，但他們能夠被曆史記載下來的作為，由他們引發或經曆的幾乎貫穿中國近代史迄邐血脈的那麼多著名事件，大抵上都是在他們走出贛地之後發生的。這標誌著中國近代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的濃墨華彩都漸行漸遠地離開了贛地。在幾分無奈與幾分蕭索中，江西僅成了一個為人才的早期成長提供服務的“搖籃”，與此同時，贛文化日愈處於一種被擠壓被邊緣的可有可無狀態，而這正是江西在眾多的曆史隱痛中最大的隱痛……
晚清的幾十年裏，江西的山水間貌似相對平靜，其實卻在周邊強大季風的擠壓下，也在曆史與現實的冷暖氣流的交彙下，蠕動著巨大的不安。而當代史上江西好多年來在中國經濟、文化格局中的窘困與尷尬，至少在晚清時就已存在。
時下，贛地許多思想者與弄潮者的焦灼與憂慮，本質上仍是在繼續求解那張已有百年曆史、頁麵泛黃了的試卷；
今天，四千餘萬江西人民所有的奮發與追求，其實都是為著永遠結束那離騷式的天問，讓贛地先賢們站在九天之上看著這塊終於攪動起來的土地，臉上能有欣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