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亦在海中
胡平：當然不是在做散文，但是關於海，的確可詠歎處太多——
民間有山大王之稱，沒聽過有海大王之說；在山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有豪氣，有自足感或淩駕感。在海邊，連亂世梟雄曹操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浪花來自哪裏，又去向何方？人生不過是逆旅過客，白駒過隙，人們對天地充滿了敬畏；
山間，光陰仿佛凝固了，空氣裏往往靜得蜘蛛可以從容結網，古刹多在山中，隱士多在山中，阿Q也多在山中。海上，雪浪如炸，濤陣如牆，無窮盡的變幻與運動，陷阱與唇樓，失敗與成功……催人奮進，促人警醒。
這些年，我感慨最深的一個詞是下海。過去脫離單位去做生意，俗稱下海。但時下下崗後自謀職業再找生路，也是下海——承擔起昔日從未有過的風險，激發出過去從未有過的心誌潛能，去搏擊日已過中天的人生的不多的機會。今天幾千萬大抵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國男男女女，在換一個活法，即是由山地活去海洋——竊以為，這更是民族曆史上一次不無悲情、悲壯的下海,由此大大地提升人民的自省自強精神，鍛造我們民族麵對海洋的新的特質。
入主中原皇位還不穩的清廷為了隔絕東南沿海人民與鄭氏集團的聯係，下令沿海居民後撤30裏甚至50裏，嚴令片板不許入海，這就是清初有名的遷界和禁海事件。
對海洋活動和海外關係嚴懲不貸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際十分痛楚，亦使中國海洋經濟的道路走得分外艱難。
陳東有：清朝海禁最為嚴厲，其禁海卻不是因為倭寇。明朝滅亡後，鄭成功依靠福建的泉州、廈門一帶作為抗清複明的據點。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年輕時曾在日本經商多年，娶了一位有日本血緣關係的翁氏（也稱田川氏）女子為妻，生下鄭成功。因為這種關係，日本人一直對鄭成功也很尊重。後來由於清兵大舉南下，福建形勢吃緊，加上父親降清，母親殉難，鄭成功發誓要抗清複明，以報家國之仇。他又屯軍廈門，後來以此為基地收複了台灣。收複台灣不到一年，鄭成功就病故了。史學界一般將鄭成功四代及其家族稱為鄭氏集團，鄭氏集團始於鄭芝龍，中經鄭成功、鄭成功之子鄭經，亡於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土爽）。鄭氏集團和滿清王朝是對立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也反映了這段曆史，隻是反映得不那麼準確。最後是施琅從鄭氏集團手中收回了台灣。鄭氏集團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走向海洋並利用海洋生存發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集團。他們主要依靠海上貿易來解決經濟問題，有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貿易網絡，把國內東部地區都作為了自己的經營範圍，北京、蘇州、杭州、山東都有他們的商貿點，同時又與日本和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這就保證了他們在廈門、台灣的供給和抗清複明的經費。他們還在與荷蘭人、日本人、呂宋人做生意時，直接談判，提出條件，甚至還發布命令，鄭成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具有海權意識的人，為中國的海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入主中原皇位還不穩的清廷，為了隔絕東南沿海人民與鄭氏集團的聯係，下令沿海居民後撤30裏甚至50裏，嚴令片板不許入海，這就是清初有名的遷界和禁海事件。這樣一來，漁民由過去的依靠海洋生活變成了依靠土地的農耕生活。而福建沿海一帶自然條件惡劣，農耕條件很差，不用說後撤30裏，有的地方後撤10裏就沒有了平地，沿海地區一片荒蕪淒苦。康熙朝後期海禁雖基本解除，但以後的統治者雍正、乾隆一直到同治，對海洋的觀念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出海經商或是務工的人一旦回來被抓，輕則罰款流放，重則極刑，甚至株連家族。我看過光緒後期一個外國人拍的一張照片，有4個到海外經商的人偷偷跑回來，結果被抓到了，當即就在海灘上殺頭示眾。地方官府什麼理由都不說，也不給你辯護的機會，可見當時海禁是多麼森嚴。我從資料中發現，明清時期也有不少江西人到廣州去打工，其中有的就從廣州下南洋了，極少有人回來，一回來就要被官府捉去殺掉。這種對海洋活動和海外關係嚴懲不貸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際十分痛楚，亦使中國海洋經濟的道路走得分外艱難。
清代的海禁最為嚴厲，但在對待海外貿易和西洋歐洲人的問題上，不同的皇帝也有不同的表現。康熙皇帝的度量要大一些，在某種意義上他願意並能夠結識外來文明。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意大利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此後有數百位傳教士進入中國，比較起來在康熙年間來華的傳教士磕磕碰碰要少些，有的還受到一定的禮遇。乾隆皇帝則不希望外夷們進入中國，他沒有他爺爺的氣魄。馬戛爾尼在回憶自己中國之行的文章中寫道，他當時來中國目的是貿易談判，找的借口卻是給乾隆皇帝祝賀八十大壽。但等他一行人萬裏迢迢到中國已經遲了，乾隆皇帝已是八十三歲。當時還來了很多國家的使臣祝壽，乾隆皇帝隻是認真地召見了馬戛爾尼，這其中還有過一場有名的西洋人是否依中國的禮製下跪的爭論。對待其他國家的使臣的祝壽，乾隆更多的是傲慢。
清朝並不完全拒絕海外貿易，也設立相對口岸，在廣州又有所謂的十三行，讓國內的商品流出去的同時，允許海外的商品有限地進入。但這樣做是為了顯示皇恩浩蕩，是關心外夷，幫助外夷，恩賜外夷。所以我們不能講中國一直以來都閉門鎖國，但開門是有條件的，門也開得很有限，而且是單向的，不是互動的，國與國之間也沒有什麼平等可言，其思維定勢還是以自我為中心。看起來那時的中國無比風光、無比強硬可以地對西方人說不，但其危害和遺害極大。在貿易中一直沒能賺到錢的英國人，喪心病狂地用鴉片貿易來填補他們的逆差，在每年上萬箱甚至數萬箱的鴉片上賺了大錢，做的是一種反道德、反文明的罪惡貿易。有人作過這樣的統計，自明代中期到清朝道光初年止，中國從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中獲得了大約為4億兩白銀的收入，而罪惡的鴉片貿易和1840年以後中國連續幾次被迫賠款的總額也差不多是4億兩白銀。也就是說中國人通過三四百年的貿易賺來的錢又被西方列強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全部掠奪而去了，因此，清王朝帶著極大的恥辱與巨深的創痛走向了自己的不歸之路。
王權集權專製常常把海洋文明看成為自己的天敵。
與王權集權專製的曆朝統治者對海洋文明的排斥態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間社會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跡。政府的排斥態度和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形成了中國有限的海洋貿易。
從本質上說，海洋文化的冒險性、開放性、兼容性及其實現個體欲望的驅動力，是和集權專製是相對立的，後者不會去考慮底層社會的人們的欲望、利潤和經濟活動，而海洋文化中生發的民主、平等的製度正是綜合這一切的產物。所以海洋國家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那麼早就出現民主、平等的形態，出現議會製、選舉製等製度，而且不斷地走向規範，走向現代。這些都不是個別的規則，而是海洋文明的共同規則。內陸文明由於封閉、保守和強調經驗，往往強調個別的規則，所謂個別規則就是堅持或保守已有的傳統製度，落後的製度，這種製度往往是王權集權專製，不提倡政治平等與經濟開放，因此，王權集權專製常常把海洋文明視為自己的天敵。
與王權集權專製的曆朝統治者對海洋文明的排斥態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間社會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跡。潮汕地區為什麼會很富有，因為它們在明清時期是中國最活躍的海洋活動地區，當地人以海洋冒險精神，充分利用海外關係進行海上貿易，甚至海上走私，他們投入最小的成本，卻獲得最大的利潤。明清時期，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農民在農閑時節想方設法出海，有的是租船，有的采取合作買船的形式到日本去經商。日本的造船技術當時不如中國，也缺少造船材料，而浙江、福建的造船技術非常好，又有很好的造船材料，沿海的漁民把貨物運過去以後，還可以把船賣掉，商貨與船同時獲利。贏利很大，但冒的險也很大，官府不禁，好辦；官府一禁，就隻能偷著幹，也就是走私，一旦被抓到，就要賠個精光，還有性命之憂。政府的排斥態度和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形成了中國有限的海洋貿易。
有很多明清時的史料和文學作品記載了中國百姓參與海洋經濟活動的事情。明朝末年淩蒙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中的第一章《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描寫蘇州人出海經商發大財的短篇小說。小說裏一個叫文若虛的蘇州人，參加了幾次科舉考試都沒有考中，功名成泡影後，就想下海經商。他把白紙折扇買來，在上麵畫一些山水石竹，模仿名人的字體寫上幾個字，因為他的文筆還可以，畫得也比較像，扇子還比較好賣。由此他想送一批扇子到北京去賣，估計北京的文人多，用他的這種折扇的人也就多。但偏偏那年北京的夏天不熱，陰雨連綿，沒有人買扇子，而且扇上的墨汁因受潮粘到一起，一打開，扇子就扯破了，這批扇子沒有賣到一分錢。所以人們叫他倒運漢。蘇州人有經商的習慣，他們不僅依靠運河北上南下經商，而且還因為近海而出海經商。當時的蘇州離出海口很近，淮河流域的沿海地區的地貌多為灘塗，由淮河衝擊大量的泥沙積澱下來，使得這一帶的陸地漸漸向海洋推進，長年累月便推出了一大塊陸地，所以地圖上顯示這一帶的海岸線是向外凸出去的，今天的蘇州自然離海岸線遠了很多。這個倒運漢反思自己科考沒有考上，做買賣也不成，真是倒運。就提出要跟著那些出海經商的人們出去玩一玩。船老大一想，他去也好，可以在船上給大家講故事解悶，於是同大家商量，大家沒意見，就同意了。結果，僅以一兩銀子出海的文若虛不僅開了眼界，而且有了奇遇，賺了大錢。由此可以證明，當時民間的海洋活動還是比較多的。還可以證明的是，像《紅樓夢》等明清時期的一些小說，雖然沒有直接寫出海經商的內容，但裏麵有很多精致的用具是洋貨，是從海外進口的。明清時期，大量的西洋貨是從廣州上岸，經江西運往全國各地。國內許多貨物，也是由江西去廣州，然後再出口。今天，我們如果去贛南大餘梅關的古驛道上遊玩時，別忘了在地上多看看，還可以看到不少瓷器碎屑，這就是當年運輸時留下的。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到這麼一件事：從江西挑到廣東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瓷器、絲綢、茶葉等。從廣東挑過來的商品多精細巧小，比如：鍾表、珍珠、瑪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累得要死，隻賺到很少的錢；廣東的挑夫比較輕快，卻可以賺到很多的錢。這不公平，江西人不幹了，打官司。於是當地官府下了一道令，兩地挑夫的擔子一律在梅關頂上交接，江西挑夫的笨重擔子到了關口交給廣東挑夫挑下去；廣東挑夫的細軟物件，到了關口則交給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這樣兩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錢也賺得差不多。這件事說明當時廣東、江西的商貿活動非常頻繁。
海洋商貿活動會受到海洋自然條件的限製，不像內陸，既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約定三、六、九或者初一、十五進行貿易。海洋貿易的間隔期比較長，要等海外的貨物過來，貨船的行程又要看洋流和季風的情況如何，一般半年才有一次順流順風的季節，這時便會有大量的貨船過來。這段貿易時間約持續兩三個月，甚至更長一些時間。等季風和洋流返回的時候，西洋人又把自己買好的貨物運回去。在廣州進行貿易的時候，西洋人要杭州的茶葉，問中國商人最快需要多長時間，中國商人說最快要100天，這包括路上往返的時間。商人是追求利潤的，他們不會誇大這個時間。由此可見，當時的貿易活動既頻繁，也很費事。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海洋國家，中國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資源，保護海洋資源，用好海洋資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參與世界的事務，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的作用，才會有更大更美好的發展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