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遇，我在北京認識了香港著名作家兼美食家蔡瀾。隨後我寫了一篇《殊途同歸》發表，我是從心裏要寫的，因為我與他素昧平生，能在北京相遇，卻像命中注定似的——我倆同年，但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各自喜歡上了飲食與寫作，最後才殊途同歸到一條道路上來。承他的好意，分手前送了我一粒治糖尿病的西藥小藥丸，可惜我回家後就發現，那粒小藥丸不慎丟失了。於是趕忙給老蔡編書的編輯打電話，讓她轉告老蔡，問能否再給我一粒。我知道她正在陪蔡瀾在北京做宣傳，過兩天才離開。
十天之後，我先收到老蔡從香港給我寄來的一個小包裹，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盒西藥，上邊全是英文，惟獨一側有兩個顯赫的黑體中文：“毒藥”！難道，這是給我的麼？我和他萍水相逢，大老遠給我寄毒藥做什麼呢？即使是害人，也不能這麼明目張膽呀？打開盒子，抽出裏邊的中文說明，細細讀了，我才明白這是一種造成低血糖的藥物。記得老蔡吹噓自己遇到宴會時就放開膽子吃糖食，等宴席完了再吞一顆這樣的小藥丸，“一切都沒事兒了”。其實，從這個說明上看，似乎應該先服用更好，因為先服下去，低血糖總要逐漸發生，它需要有一個過程的。等低血糖逐漸發生著，同時宴會上的甜食您也放心地吃著——二者正好相互抵消。
又過了一天，我接到那家報社主編的電話，他說我寫的稿子已經見報。這兩天編輯部不斷接到讀者電話，詢問我文章提到的北京那家專治糖尿病的醫院在哪裏，以及那粒西藥小藥丸是什麼。我當即從桌子的抽屜中找到老蔡寫給我的那家醫院的地址一一“中國民間中醫藥開發門診部”，地點是西城區東鐵匠營胡同10號，最初是位“趙大夫”，後來找“楊小姐”就行了。主編電話裏又打聽那粒小西藥，我回答剛剛重新寄到，但我告訴主編，因為藥的包裝上分明寫著“毒藥”二字，其他全是英文，為慎重起見，容我打聽一下再予公布。
於是，我在隨後的一個星期一，去我的合同醫院看病時，就帶上這個小包裹。到醫院我找到熟悉的醫生，我拿出這個小包裹給他看。他反複看了看，說“是丹麥產的，我們醫院沒用過這種藥。您是不是多找幾個朋友看看？”他當時正忙，屋裏一大堆患者都眼巴巴盯著他，好像我再多占用他的時間就不合適了。於是告辭，打算一半天到協和醫院找那兒的糖尿病專家。那兒的首席專家是我的“發小”，小時候我們是在一個院子裏長大的，而且我父母和他父母又在一個機關工作。這交情，應該說不淺了吧？其實，我們還有更深的一層——我倆年輕時都被發到了大西北，我去了新疆，他去了青海，都是一走十多年，到粉碎“四人幫”才回來。我幸運有這樣一位“發小”在北京最大的醫院主持治療糖尿病的工作，所以七年前剛剛發現的時候，我還算沉著，心說這病我就交給“發小”掌握了，一般我不打擾他，每隔上半年一年的，我把血糖指數打電話告訴他，他也在電話裏三言五語指點幾句，並且說“好好活著吧，等你血糖再升高一大截，找我也不遲”雲雲。不過，我在這裏倒要奉勸與我同齡的朋友兩句——到了咱們這個歲數，一定要找兩位本事和脾氣都好的大夫，與人家認真交個朋友。別等真有病時再上門，平時就應該多走動。大家都是人，各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問題，大家互相幫一把——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這樣的朋友比親戚還管用。當然，我和我的這位“發小”不同，我和他分散了三十多年才重新接上頭，後來第一次上他家時，大熱的天，我從東單買了個西瓜帶到他家。他在門口堵著我，指著西瓜說：“衝咱倆的關係，還需要這個嗎？”我當時一愣，想了想說：“是我俗氣了，得，今後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