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時期中，我接觸的文化前輩很多，但對我最具影響力的，就是沈和聶。他二位性格絕不相同，我時常能見到沈，他是個十分親切隨和的老人，也從不直接和我說文化的事；但有些帶有觀點性質的話，常常隨著“家長裏短”流瀉出來。是我，曾提到“先要有生活，然後才可能去寫作（這是當時報紙上常說的）”，他聽了隻搖搖頭說：“隻要努力去寫，就會一個作品一個作品寫出來。我年輕時在北平，冬天夜裏太冷了，我把毛毯蓋在腿上，毛筆尖都凍住了，我用嘴裏的熱氣‘嗬’開筆尖，再一個字一個字寫出我的感受……”他說到他在大學中講授小說做法的事“（汪）曾祺就在我的班上。我往往是開出一個題目寫在黑板上，讓同學們各自作文，我也坐到空座位上寫自己的作文。等講評時，經常要講曾祺的文章。其實好的文章，看了開頭就大體能知道差不多了。我通過這件事，是想向我的學生們說明一個問題：好的作文，或者好的文章，不一定隻能有一篇。一個好的題目，往往能夠形成許多篇好的文章。同時好的文章開頭，在一個班上就可能有幾個，十來個，甚至是幾十個……”總之，沈先生對當時文壇流行的機械唯物論，是很不以為然的。他也無暇認真研究文壇的事，因為他本身的文物研究就夠他忙碌的了。另一位聶先生，明顯要冷靜和犀利得多，他平時隱忍在角落中，一言不發，一旦說話，就是風刀雨箭，毫不留情。作為往昔的雜文家，如今學會了打油。打誰的油呢？不敢也不能把矛頭指向太明確的目標，思來想去，就隻能指向自己，自己最卑微但又最誠懇，就狠狠嘲弄自己吧。但就在讀者品味指向嘲弄的背後，卻又讓讀者感受到弦外之音……但沈和聶都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善良的好人，都為文學和文化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同時又不被掌權人“看好”，在許多事情上受了委屈，內心隱忍著巨大的苦楚。
他們有苦楚，難道我就沒苦楚？正是這內心的苦楚，把我和兩位老人扯到了一起。老人們的一生都已定型，或者可以說，他們是“死老虎”了，早就不怕再加上什麼罪名。但我的人生剛剛起步，我還需要向前走出自己的路。這一步究竟怎麼向前邁？要邁向什麼方向？以邁出多遠為好？一旦第一步方向失誤，再往回收就麻煩了。所以不妨講，我此際內心的痛苦，是超過老人的。我不能排解心中的痛苦啊……
我把目光轉向了白皮鬆。我記起來，除了北海的白塔下邊，北京還種植白皮鬆的地方，或許就隻有頤和園了。這是一種怎樣的樹木呢？它從根部“支棱著”分開，主幹分成許多方向。它仿佛也不需要太細致的護理，就能長得比較茁壯。尤其是它外表的白皮，與它深綠的枝葉相映襯，真是非常的美麗。它的白皮，有些斑駁的古意，美麗而又大方，它是現代社會“也”需要的。我想起中山公園、太廟以及故宮中的那些斑駁的鬆柏，有些是金元時期的古樹了，它們太久遠也太高傲了，其扭轉著的虯枝，真是如銅似鐵，每一次扭曲都包含著曆史的沉痛。它們無言，它們高傲，它們無法被現實再次扭曲。它們不想改變什麼，它們已經是它們了。
我轉而琢磨自己，我似乎從很早就琢磨起這些白皮鬆。它們的根基不像那些古舊而典範的鬆柏，都植根在極為古典的環境中；白皮鬆似乎謙和得多，在適應這個現今的社會上，似乎有著更大的適應力。我想著，反複地想著，今後的我，是不是要多學一學白皮鬆的品格呢？
於是40年前的我，在一次夕照中，站到了景山的白皮鬆下……我，從不畏懼夕照，而且很早就喜歡和懂得了夕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