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我研究的多是老玩意兒（如老京戲、老字號和老北京……），可我從來是不敢稱“老”的，尤其是北京這地方，胡子一大把的人還說自己“小著呢”，我又安敢造次？但，也就是這一二年，少年見過的北京風物，時不時就闖入夢境。其中進入最多的，就是祖父的四合院——打住！聽我這一說，您千萬別以為我們家是什麼望族。我爺爺山東人，年輕時很窮，進北京無非是找口飯吃。在前門火車站當過檢票員，沒幾年升到了站長，再後來，又升到“北平至山海關”段的段長。正在這好時候，日本鬼子來了，他居然洗手不幹了，這就很難得！他開始利用在鐵路上的“關係”跑買賣，同時在離前門不遠的地方，買下了這個四合院。北京規範的四合院，應該是大門朝南的。可我祖父的這個，卻是大門朝北。懂行的老前輩一聽，保準就撇嘴了：就憑這規格，“沒戲”！房子確實“沒戲”，因為祖父旁邊的那個宅子，是北平名醫施今墨先生的家。我小時進去過，人家院裏的天棚比我們家高，人家的魚缸石榴樹，也比我們家氣派，甚至先生、肥狗、胖丫頭等等，每一樣都超過祖父家。那時我小，跑到隔壁隻曉得瘋玩，從沒見過這位大名醫；沒想到前兩年我在北京萬安公墓，麵對麵見過施家的墓園了。所謂“墓園”，應是第一代創業者在生前就買下一大片墓地，通常是一個園子，北邊高而南邊低，栽下蒼翠的柏樹，四圍有矮牆環繞。每一代的“核心”人物去世，就埋在墓園的中軸線上。在其兩邊，通常一邊一個夫人。如生前娶妾太多，小妾們不等死就會被“分流”出去。祖父的這個家，各方麵都比大四合院低一頭，但大小也有二十幾口子人，老婆也是一大一小，各生了五個子女。我是長門長孫，輩分雖晚，但根子正，地位比小叔叔們還高……我父親年輕時不聽爺爺的話，被綁在八仙桌的腿上用雞毛撣子抽打。父親一怒，跑出去勤工儉學，後來走上了革命道路。再回來時，爺爺就隻能笑臉相迎了。父親後邊跟著我媽，我媽年紀比姨奶奶還大兩歲。這個四合院在格局上也有些尷尬，平時奶奶住南屋，爺爺和姨太太住北屋。正規的四合院中，北屋應該高於南屋；但祖父這個四合院，北屋雖然是上房，但寬度不夠，一邊是大門的過道，另一邊裝了衛生設備。而南屋呢，不但寬度超過北屋，而且先在院子的地麵上“起”了三層石頭台階，然後才在這個基礎上蓋南屋。您看，這樣的格局，不就把我奶奶心裏的憋屈給發散出不少？記得那一陣，爺爺的四合院還雇了廚子、老媽子和聽差，雖然遠比不了隔院施先生，卻也“比下有餘”了。
從施家說到我祖父家，我忽然領略到一點：四合院不管朝向和大小，都隻能是一個家族居住。我讀過梁實秋先生的傳記，他祖上住東四附近，坐北朝南，整個院子蓋在幾層的高台階上，是一個遠比施家還要正規的大四合院。有時，是胡同裏小販的吆喝聲，把他們一幫（好幾房）小孩子吸引出去。這時，住大北屋的祖父高喊：“留神門牙！”等孩子們回來一進大院的門，就被祖父叫到跟前，問他們手裏拿的是什麼零食。幼年梁實秋一舉右手的黑棍棍（柿餅做的）“這叫狗屎橛”，再舉左手的白棍棍（杏幹做的）“這叫貓屎橛”。等下次小販再來，這幫孩子又成群結對往外跑時，幼年梁實秋又被爺爺喊住——本來生怕爺爺不準許自己外出，然而不是，隻是爺爺想托他給自己帶一些。於是他高聲問道：“爺爺，您要什麼？——是狗屎橛還是貓屎橛？”爺爺在北屋中，隔著窗玻璃高喊：“我要貓屎橛！”看來，梁家當時的家庭氣氛還是不錯的。而我們家不行，父親當年是給打跑了，等回來也就臨近解放了。他每年隻有春節到祖父這裏來一次，是大年初一的白天，下午就回去，從不讓我參加祭奠祖先。我平時隨父母住東城燈市口，那附近有兩個天主教堂。父母是地下黨員，不信教，但我好奇，於是偷偷拽住別家大人的衣襟，跟進去看過熱鬧。我發現，“這熱鬧”不同於“那（廠甸中的）熱鬧”，完全是兩碼事。我父母那時是革命幹部，公家分了宿舍，他們不太喜歡，便用大半生的積蓄買了一所私房，是一個隻有北屋和南屋的獨院，後來加蓋了一間西屋，成為了三合院，始終也沒有東屋。論格局，根本不能和四合院比。父母隻圖住著舒服，不求別的。父親參加革命前是學農的，每年都在特定季節背上盛農藥的筒子給果樹打藥。母親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先接幾大桶清水，往院子裏一潑，然後全家晚上在院子裏乘涼。等夜深了，我們都已睡去，她才打開北屋的台燈，寫稿子一揮而就。再往後，父母在反右中栽了跟頭，下鄉勞動去了。後來回到北京，在很壓抑的氣氛中生活，小院再沒給他們帶來歡樂。院裏又住進了房客，“文革”中夥同造反派整我父母。等“四人幫”被粉碎，父母才恢複名譽和重新工作……這就是說，作為家族長子的父親，沒有看中當年那個四合院，走出去又走回來，準備在一種新的環境中走一條新路。這都是時代使然，對四合院也要采取兩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