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成為男人，又為男人的重責所壓迫。
中學上的是男校，遇到“五一”、“十一”，臨近的女校和我們搭配成“友誼學校”——白天遊行，晚上去天安門廣場跳舞。事先要排練，女校的班長時常和我們的班長說悄悄話，我們就遠遠“噓”他和她。
22歲去了新疆塔裏木河墾區，一幹8年。在8年中，有上海女青年表示好感，我謝絕了，因為“我還有將來”——這是我媽媽少女時代文章中常有的話；盡管當時不知道我新疆的生活能以8年“到頭兒”。
總算調回北京，總算安排進了中國京劇院。在別人眼裏，我一步登天，但初進北京時工資比劇院同事差了好幾級，叫我如何追趕？叫我如何以男人自居？
總算有了家室，還有了女兒。當我騎自行車馱煤氣罐時，當每年除夕之夜，我前馱女兒後馱妻子，就這樣穿小胡同去父母家團聚時，才總算有了男人的自豪與沉重感。
結婚後，我有了位連襟，他說他老爸彌留之際丟下句話：“好男兒不掙有數的錢。”我沒見過這位老人，但他當年在北京南城也是“有名有姓”的。他種了不少的菜花，被人譽為“菜花李”。還說他隨口說出的這句話對我們的影響——當時我們都掙死工資，哪兒去掙活錢兒、更何求那個“沒數兒”呢？總算趕上了改革開放，連襟當上了星期日工程師，雙休日出去一趟，回來時臉上總是露出笑意。我呢？開始寫稿子出書，亦不無小補。
終於後半輩子的這最後10年，我一直勤奮寫書，我僥幸抓住了以“研究梅蘭芳文化現象”為核心。梅蘭芳是男旦，以男人演女人，在舞台上遠遠超過那些“女演女”。我不解，我深思，我遙想，最終我以“寫意”態度去創作。中國舞台有好些事就是奇特，往往相同性別扮演幹不成的事，讓男旦或女花臉試試，興許能成。盡管當前文學藝術的大舞台上有男有女，但往深一看，總覺得整體女性化，怎麼看怎麼缺乏男人的雄渾和霸氣。您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