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北京，不能不關注北京城的地圖，通過不同年代的地圖比較和研究北京城的變化。最古老的北京地圖在哪裏？我在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的會客室中見過，有一麵牆大，是清乾隆時對北京城的記錄，仔細到每間房子都能看到。侯先生是我國研究北京的大專家大教授，這東西擺在他家裏當然符合身份。但我在民間也見過同樣的一張，那是在東城的一間民居當中，房子很小，主人的頭發很白，他和我說得高興了，把床單猛地一掀，下邊壓著整齊的一疊紙。翻開之後，也是如同侯先生家中那樣的地圖。顯然，他保存這個就更辛苦了。老的地圖，似乎是越舊越好。我還沒見過早於乾隆的地圖。至於新的地圖，認真收集的人就少了。民國地圖對於清朝來說，是一種特殊的新；但進入到上世紀50年代，再看民國地圖，就似乎慘不忍睹了。北京市民，天天在生活中看著和創造著最新的地圖，偏偏又喜歡收集越舊越好的老地圖。這，不能不說是個很發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如今，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以後，關心北京城市建設的人，多有一種鬱結存乎心頭：當初剛建國時，要是能聽取梁思成他們的倡議，不拆城牆和城門，同時在老城之外再蓋一個新城——那該有多好呢！如果這樣做了，北京在其後的建設當中就會贏得多少的主動。但這是今天的城市建設理念，當時大多數人還沒想到這個——舊社會剛被推翻，新生活要盡快創造，每天都有幹種萬種的事情要做，而舊城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攔路虎。囿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人們思想中的新和舊是不可協調的。為了實現新，就必須無情地打破舊。既然這樣，在此後的50年間，就不僅僅是拆除舊城牆了，而是拚命掃蕩舊思想。進入“文革”，更把“左”的思想和路線發展到極致。50年過去，國家和人民取得了新的認識，北京也跟著進入新時期。如今為了“2008”這個大目標，北京城又處在一個新的大變化之中——開了許多新路，拆了許多舊房，有人詼諧地利用“CHINA”（英語“中國”）的諧音，說現在正在“拆——呢”。實際有拆就有蓋，蓋新的一定大於拆舊的。這個道理是明白的，但是放眼望去，我總是看到一望無際的工地，而北京的新城究竟存在何方呢？
久久念之於心，最後終於讓我於無意一望中而得見。2005年12月的“冬至”，我去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了袁世海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袁老先生與我父母有“舊”，我個人與他有“新”（工作接觸）。在這兩種感情的交錯中，心情是很複雜的。在歸途中走進地鐵，眼前還晃動著追悼會上那些灰白的頭發。我不禁有些悲哀，昔日以“富連成”為標誌的那一代老名伶都已成為曆史，那麼新一代的京劇和京劇人又當如何？這個問題環繞在我的心中，我極力去求得答案，但答案又不是那麼容易就到來的。忽然，我發現了一塊碩大的北京遠景規劃圖，它豎立在地鐵站中。我站定了腳跟，在無心中望去，忽然看到了一個剛剛熟悉了的地名：大屯。它在北四環之北，同時又在中軸線的偏東，未來地鐵五號線將穿經這裏。我是站直了身子平視的，它恰巧與我眼睛同高。我不由極大地詫異了——我即將搬家的這個位置，一向被我認作是遙遠的北部郊區，荒涼而缺少人跡，怎麼變成新北京的中心了呢？我稍稍抬高視線，就在北五環之外，有著很大很大的一片綠色，那是未來舉行奧運會的場所——我此前在電視節目上看到它的規劃圖：由許多藍色湖泊環繞著若幹綠色島嶼，島嶼上興建起這樣那樣的體育場館。這些藍色與綠色，真是漂亮極了。在這碩大綠色的上邊，更有一條城市輕鐵已經建成，從我視線以下的西直門“升”上來，到達回龍觀東折，橫行天通苑後“降落”下去，到東直門為止。這條城市輕鐵是最近剛動工興建的，政府隻要下了決心，就能把種種艱難徹底掃蕩。我腦子中依然在問：“生我養我的北京舊城究竟在哪兒？”我匍匐下身子，終於在與我膝蓋同高的位置，看到了那個熟悉的“凸”字形。到這時，我忽然頓悟出一個道理：過去多少年留存的遺憾，已在不聲不響之中彌補了，並且是超標準地完成了。北京城市中心迅速北移，前幾年移到了亞運村；今後繼續北移——估計會移到北三環至北四環之間。我慶幸這次搬家，選擇了“大屯”這個位置，正可以借助修建奧運場館時，讓自己的意識也同步前進，眼看著城市北部如何大踏步地繁榮起來。
我在上世紀末寫作了《老北京》三部曲，那麼在未來的數年間，是否又能寫一寫《新北京》三部曲呢？我即將進入新城區域，但我不忘舊城以及涵蓋著它的悠久文化。新城不能光用水泥沙石建造，更需要在建造的過程中，有新的北京文化與之伴生。新城文化與舊城文化既對立又互補，我想，自己接受舊城文化大半生，現在到了體驗和描摹新城文化的時候了。北京城和所有的北京人都在努力，讓自己也跟上他們奮進著的步伐，及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