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1988年冬天去世，舉行告別儀式那天奇冷，而到場的人也奇多。我們家屬，那天是全國政協派了小車接了又送的；可父母那些共同戰鬥了大半輩子的同事，大多是乘坐公共汽車來的。在靈堂我與他們握手時，能感受到他們手上的僵直與冰冷，這些都是沒有聲音的語言，是勝過那些剛從溫暖的車中下來，就優先與我們握手的人，他們經常這樣與逝者家屬握手，這是他們的例行工作，合體的慰問之後，則是徹底的冷冰冰。
母親去世後，悼念文章出乎意外的多。我收集起來，準備以後出一本東西。我也在政協報上寫了一篇，題目是《蓋棺還沒論定》，我雖沒當過新聞記者，但研究過新聞史料，更從小見過與父母同期的那一批大記者。我敢說，關於他們這些大記者的人生之路，我能說出新聞研究所的研究生所寫不出來的東西。在當年悼念文章中，屬北京大學教授金克木的那篇最好。究竟好在哪裏？我以為，其中沒一句是大話或空話，句句是事實，句句是真情。我以為，建國以來新聞戰線有時進又有時退，母親則是與時俱進，她所具有的價值，現在還不到說的時候。
我在這篇文章中隻談母親在家庭生活中的瑣事，隻一件。
這是在1960年或1961年，國家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北京很困難，外地就更困難。北京開始下放幹部，下放到地方——可以是省會，也可以是比省會更低的地方。中央做了決定，中央與北京市的各個機關立刻雷厲風行。這下子真好，各個單位的領導如同獲得了尚方寶劍，平時討厭誰，現在就可以宣布誰下放，而且可以挑最遠最窮的地方讓他去。一個單位形成了內部決定，可以暫時先不宣布，而在暗中與下放幹部配偶的單位聯係，問“你們願不願意把他那口子也下放？”如果同意，咱們一起“選擇一個窮鄉僻壤給他們”就是了。當時，我父親所在單位宣布讓他下放山西侯馬（地區所在地），我媽所在單位也同時宣布，讓我媽帶著我們全家一起去。我媽沒立刻答應，隻答應讓我爸先走，說家裏安排一下，因為隨同下放的人當中，也包括我這個14歲的少年，正上高一的學生！我媽單位經過研究算是同意了，隻給了一個很短的搬家時間。我爸去了侯馬，安排在地區師範專科學校工作，因為打了右派，黨籍也被開除，不能直接上課堂，隻能做些幕後的工作。我爸來信說，那裏人極好，催我們趕快來。我媽沒回信，心裏直罵我爸。我媽跟我說，根本就不信純粹是天災，肯定是政策出了大偏差，才弄得連首都幹部的口糧都沒了，矛盾一出，隻能往下壓矛盾：下放！北京的幹部在北京工作慣了，他們各有專業，他們的工資比地方領導還高，同時也不會幹地方上的那些事，下放過後肯定又會有新的矛盾……我母親就是個嘮叨嘴，在家裏說了又說，到外邊有時忍不住了，也依然要胡說幾句，經常是聽的人直打哆嗦，請她千萬少說，趕快打住。好，這些廢話我也打住。我立刻進入正題——且說某日，我媽提著菜籃子到白塔寺買菜，在大街上巧遇一老朋友，名叫浦熙修，她是我母親重慶時的新聞夥伴，倆人經常一道出去采訪。解放後她也在北京，主持《文彙報》在北京的記者站。反右中同樣被打成為右派，並且是毛澤東親自點名，說“兩將之外還有一女將”雲雲。所謂“兩將”，就是章伯鈞與羅隆基；所謂“還有一女將”，那就是她了。由於她是“禦筆親點”，所以她挨批鬥絕對不在我媽之下。但到了處分時，卻因為她是民主黨派而從輕，不下放，隻取消了政協委員稱號，工資也相應降了一些。兩人街上一見，我媽的話匣子又立刻打開，述說諸多往事不停，以及全家被下放山西侯馬的種種……浦熙修一聽，說：“我現在就在這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整理委員會中，擔任其中文史小組的副組長，我手下也沒兵，你其實到我們這兒挺合適的，我們團結的那些文史老人，有不少就是重慶時代的，你都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