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一聽就高興地順竿爬：“你介紹我去你們那兒吧，我當然願意的。”
浦則說：“我手裏可沒有調人的權力……”
我媽一聽就有些冒火：“你是成心耍我麼？”
“我沒權是真的，但我可以給你指一條道兒，告訴一個有權力的人家裏的住址，他是我們的頭兒，人挺好的，你也認識他……”隨即浦說了那位負責人的名字與住址。
“我真的與他不熟……”我媽反倒怯弱起來。
浦笑了：“這還是我認識的子岡麼？我還告訴你一個秘訣：你找他時，還千萬不要求他，不要讓他產生出施舍的那種感覺，你得完全從工作出發，讓他感覺到政協文史就缺你這樣的人！隻要他產生出這個念頭，你就算調成了。我們這兒衙門口高，全國政協向你現在的單位發調令，沒人敢抵擋的！”
後來，我媽果然找到那位領導的家裏，表示剛知道政協有了這個部門，認為自己是最適合這裏工作的人選，隻是順便提了一句“你要是不調我，興許我就被下放了，你再調我就費事了”雲雲。
事情發生了奇異的轉折，全國政協向我母親單位直接發了調令，果然那邊不敢阻擋，我母親順利就過來了。隨後，我母親又給鄧穎超寫信，要求把我父親也調回北京。鄧接信後想幫忙，但又覺得困難，因為下放政策是中央的精神，作為黨的幹部不能違反黨在近期的主要政策。但鄧還是幫了忙，把我母親的信轉給了某位非黨的民主人士（他同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此老早就知道我父母，也願意幫這個忙。於是自己簽了個“同意”，很快我父親就調回北京來了。回北京那天，我媽照常上班，卻叫我到東單花店買了一束鮮花，放在北屋一進門的桌子上。
今天回想這件事，對我們家的後來真起了很大作用。紙裏藏不住火，政協機關都知道我爸是怎麼回來的。所以“文革”當中，基本沒對我們家形成衝擊。造反派知道，隻要總理不倒，像我父母這類死老虎即使“動”也不會有什麼大意思。如果總理倒了，那動作就大了，再動的也同樣不再是死老虎了。從我個人的角度講，我媽這一舉動，真是幫了我的大忙，讓我得以在北京完成學業，同時繼續向在北京的這些文化老人請教。如果我媽那時稍一遲疑，沒有抓住那根救命的稻草，而是很快帶我去了山西侯馬，我高中畢業後肯定不能考取大學，我後來的生活就會整個變了樣子。要沒有這“關鍵的一舉”，我們家後來就不成樣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