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與我媽在性格上有許多不同之處，我媽非常感情化，寫文章也細膩，而我爸呢，從上世紀50年代記事的時間開始，他就非常嚴肅。那時他每天到中海上班，本來級別“剛夠有車”，他謝絕了，說自己有輛菲利普自行車，每天騎騎車，正好鍛煉身體。解放前，他一直在《大公報》當記者，因為在同輩記者中年齡是最大的，人稱“徐老大”。重慶八年，北平三年，我隻有模糊的印象，每天他話語不多，匆匆來去。解放初期，母親依然做記者，他卻改行從了政，進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宗教事物局任副局長。局長是位解放區來的老幹部，不太管事。記得他與我爸的關係還是融洽的，我爸上班在中海，從北京圖書館對麵的那個門進去，他騎車到門衛處，掏出一個牌子，門衛點頭，就放行了。我偶然去找過他，走近門衛，說明我找誰，門衛向裏邊打電話，他到門口來接，這才放行。我跟著他向裏走，發現走不多遠就是一個崗哨，他隻能進入自己工作的那個區域，如同一個小小的方塊。南海比中海重要，進南海的通行證可以進中海，反之則不成。他工作在一個小院，房子並不好，整個區域也不怎麼好看，比北邊的北海差多了。父親帶我在“海”裏劃過船，因為隻有兩個人，也沒怎麼說話，意思不大。反右時，他正在頤和園西北的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是脫產去的，據說畢業後回來要提拔。可不知怎麼就搞起反右，很嚴厲也更忙碌，一連兩個月不讓回家。母親急了，讓我從城裏直接去頤和園後邊的黨校給他送洗換的衣服。進門前先填表，我14歲，從沒做過這個，遇到難回答的問題，左問右問還是不明白。我在打乒乓球上早熟，在這方麵晚熟。最後放我進去，也跟中南海似的，不多遠就是一個崗哨，左彎右拐，最後見到他，他很驚異我怎麼會來，接過衣服匆匆就把我打發走了。過了幾天，報紙上刊登出我爸的罪行，講這是中央黨校的重大成果，還揭露母親派我去黨校刺探情報。我被委屈了，是平生第一次被委屈。我一向是個正直的人，我覺得黨校那邊這麼做，不公平。至少是非常的不合適。
不久，我媽也被所在單位揪了出來，也見了報。我媽是個死硬派，單位來人找她談，她居然在家裏跟對方吵起來，聲言要辭職，“索性以後在家當家庭婦女好了，我早就工作膩了”。不久，單位再度來人“打她的態度”，最後她還是低了頭。她開始寫檢查，但總通不過。單位的人對她說，講我爸就很能也很會寫檢查，一寫就是一大本，幾個月的檢查累計起來，估計得有30萬字。我忍不住在旁邊插嘴：“真不如寫本小說，讀者會覺得好看，自己還能拿稿費。”母親單位的人仔細看了看我，是母親及時止住了我。
後來，我爸我媽隨著本單位的下放幹部，分別去了河北與湖北農村勞動。據說最初是讓他倆去北大荒的，是周總理審查名單時把他倆劃了下來，決定隨本單位一起下去。我媽膝關節有病，走路急了都不成，下去勞動真是擺樣子，下去不到一年，單位就叫她回北京，在單位的印刷廠裏做簡單勞動。表麵上是對她照顧，可事實上不一樣，城市人可比農村人壞多了，背後的檢舉揭發沒個完，不像農村人分辨誰好誰壞那麼準。我爸呢，去的是湖北麻城，他去後常來信，信上都是說好。等隔年才寄回來一張合影照片，是一堆人在棉花地裏的合影。都是站著的，我們仔細找了半天，沒有我爸，再仔細尋找，才發現他蹲在幾株棉花旁邊，臉瘦得像個刀條，人都沒了形兒。我媽這才急了，哆哆嗦嗦寫了封信，把照片夾在裏頭，寄出去了。過了一陣，有人告訴她，說“你的信上邊收到了，你愛人很快就會調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