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建國十周年前夕回來的，工資降了幾級，但還位於高級幹部的最低一級。他變得不大說話，我媽依舊愛嘮叨。
我爸非常愛學習，經常認真研究報紙的社論，遇到我那個依然在高位上的舅舅，一見麵就縱談國際形勢。舅舅是外交部新聞司的司長，有時都對我爸說“你簡直比我們還上心……”直到這時，我爸才不好意思地笑笑。
那一陣正組織力量出版馬列文集。不是全集，可文集的數量也在30多本，都是精裝的，分批出版，成一本出一本。我爸是最熱心的讀者，出一本買一本，買一本熟讀一本。經常是這一批的幾本都讀完了，他就到處打聽下一批的出版日期。我記憶得很清楚，夏季的淩晨，我家院子裏很靜，在那兩棵大棗樹的下邊，總有他坐在小板凳上讀書的身影。那厚厚的馬列文集，上邊有他用紅鉛筆打下的斑斑印記。
他是個嚴肅的人，他在認真追尋自己犯錯誤的原因。他要到馬列文集中去尋找。他還仔細閱讀報紙上的社論，看是如何“發展了馬列”的。他後來退休了，在街道上認真讀報紙，整天與那些小腳老太太為伍，還覺得提高很多。街道上查衛生，他也拿著個蒼蠅拍子，走東家串西家，熱度很高。遇到國慶，街道幹部輪流在胡同口值班，人家是拿錢的。我爸不拿錢，如果同意他參與其中，他比喝了蜜還高興。
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他就被“改正”，恢複了黨籍與原工資，又安排了相應的職務，說老實話，他已經不太會工作。單位用車接他上班，他一再婉謝，最後依舊每天來車，他隻能請司機停在胡同口處即可，那樣拐彎方便。他坐車習慣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他說能夠隨時與師傅聊天，能夠得到許多幫助。
記得當年我爸是最反對我搞戲曲研究的。他說“舊社會中我們當記者，是努力朝前看的；可你年紀輕輕，為什麼反倒朝後看？”他是吼叫著這樣質問我的。我冷冷地回答他：“我倒是想學新聞的，你問問人民大學的新聞係，肯收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麼？”等到我出走新疆河北15年後，因為我寫了一個京劇現代戲的劇本，被中國京劇院看中，最後由文化部出麵把我從農村基層調進北京，並安排到中國京劇院當起了編劇——這件事讓他大惑不解，許久沒與我說話。等我後來寫出《梅蘭芳與二十世紀》等書之後，等他的許多老朋友也在背後誇讚了我之後，他這才改變了對我（以及對京劇）的看法。時常會以朋友的態度要我坐到他的對麵，要我給他介紹一番梨園的大好形勢……
在他去世多年後的今天，我回想起他向我說過的最重要也最真誠的一句話，竟然是我1979年剛剛調回北京的時候，在某天的一早，他正在院子裏的棗樹下讀書，我剛起床，出了屋門，正好與他的目光相對。他望了我許久，下意識說出這樣的喃喃的話：“你多年輕，多好啊……”這個情景我永遠忘不了，但這句話其中的內涵我現在才剛剛懂得。隻要年輕，就有機會，就有可能成功。而當時的他，也經過長期的苦難剛剛改正，但年紀不饒人，工作擔子壓在肩膀上，卻是真的幹不動了。
我的那些年，總算用盡全力工作了，大約有20年或者更多一些。我做得很盡情也很用力，後期也比較注意自身的協調，總算身體還沒有遭受大的傷害。但如今的我，陡然間感覺到一種“老”的感受，也無奈，“老了就老了吧”，但總算搶在“老之到來”之前，還算做了一些工作。我終於感受到父親當年對我說過的這句再普通不過的話語，我算是理解自己的父親了。
我終於感受到一絲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