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父子誰耶？汪曾祺、汪朗是也。父子倆合寫了一本《汪氏父子閑說飲食》的書，正擺在我的案頭。書可以從兩麵看，不分正反，每人一半篇幅。汪先生寫過“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文章，因為其老爺子生前就這麼對待他——每遇老爺子抽煙，總隨手扔—根給自己。汪受到熏染，後來對汪朗也是如此。有這樣的故事：汪朗談戀愛時，因為對象在黨校工作，其姐妹就把汪朗去赴約說成是“上黨課”。而正為汪朗趕做飯菜的汪先生，這時也從廚房探頭發問：“黨課，幾點？”這一則逸聞是汪朗妹妹說的，料無差錯。前兩年，我應邀去北京市委黨校講課（對司局級幹部講京劇文化），講課前在會客室由黨校領導接見，出來一位很年輕的女性副校長，別人曾私下介紹說她是汪曾祺先生的兒媳婦。我在握手時說：“跟您沒見過，但聽說過。”她一愣。我正想把那“黨課，幾點？”的故事回敘出來，一想不能當著她的這麼多下級說出來，於是打住。
文章如此開頭，也是沒準備的，亦打住。我年長汪朗近十歲，以前去汪先生家裏似見過，可沒太在意。但能記住他兩件事：一是汪先生住房問題一直沒落實，直到汪朗以《經濟日報》部主任的身份，分得虎坊橋一所大三居時，就把房子讓給了老爺子。二是汪朗大學專業是新聞，先後在國際部和經濟部當主任，似乎從沒往飲食上涉獵，但現在居然“一家一半”和老爺子坐而論道了。所以，當我一拿到這本書時，首先翻看的倒是汪朗的文章了。
不能說“很好”，但真的“很不錯”。他文章中講了一則“禁臠”的故事，說古時有個皇帝，專門喜歡吃豬脖子下的“血脖”。稍微有些烹調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兒的肉最難吃，通常都是賣者背著顧客鉸進肉餡。可這位皇帝偏愛它，於是便一再獨享。連禦廚也要想方設法做好它，群臣更是阿諛奉承，汪朗便認為這是“中國版的‘皇帝新衣”。更妙的是他筆鋒一轉，談到梅蘭芳也是豆汁的愛好者，說梅先生當年在上海唱戲時，還派人從北京乘飛機往回捎豆汁，一次要帶四暖瓶。這件事的真假姑且不論，但汪朗下邊的判斷是有見地的。他說：“喜愛梅派的人如果非要在飲食上也追隨先賢，把豆汁也嚐上一嚐，等於沒事找‘禁臠’吃。”是的，我就從一位荀慧生的弟子那裏，親眼看到他從一點一滴處模仿先師，甚至把師傅留贈給他的一件舊大衣，也留在每年最隆重的場合去穿——有點“過”了。
再一次打住，談汪朗就到這兒，下邊該談談汪先生了。其實，我早就想寫一篇“紀念汪先生”的文字，現在就從飲食入筆吧。我不敢說與汪先生“很熟”，但敢說“很懂得他”，因為他和我都是從沈（從文）先生那兒“過來”的。我在童年和青年時期追隨過一段沈先生，後來跑到新疆、河北15年。出去之前就認識了汪先生，回來之後更比較頻繁地追隨著梨園幾位大編劇，其中就有汪先生。汪先生是在人生困頓之際在梨園“暫棲身”，這一點和吳祖光先生相似，一到新時期他就專心回歸到文學領域。“吃”對於他，隻是小而又小的“小菜兒”，更像馬三立相聲中說得“逗你玩兒”，他談吃的文章數量好並且質量好，但都是在不經意間“玩兒”出來的。這次他集子中的標題有：《豆腐》、《千絲》、《手把羊肉》、《麵茶》、《韭菜花》……都是零星的小吃食，也都是小題目，但每篇都一波三折，都合乎文章之法。他對我說過，每寫文章之前，先要想個“差不多”了，然後一次寫出，事後也很少改。這說明，盡管飲食於他是“小道”，但寫作上還是認真的。他書中的首篇《五味》，寫法則另是一法，屬於“無法之法”。您可以先思謀一下這個題目如何下筆。五味就是通常所說的“酸甜苦辣鹹”，五個字就有了五條線，如果“平分兵力”去寫，這文章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