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沒有想到，在我判斷京劇前景的艱難時刻，幼年學習過的唐詩會忽地冒了出來，並且給我以重要的智慧與力量！
幼年，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語文課本總要選一些李白、杜甫的詩篇。讓我感到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師。老師是舊時北平輔仁大學的畢業生，對古典詩歌有研究，講課時經常脫離課本，講一些詩歌在整體上的走向。比如，先談魏晉南北朝的樂府，然後才是唐詩，怎麼又發展到宋詞元雜劇和明清傳奇……課程采取了曆史穿線，讓我們弄清楚所學的這首作品在詩歌長流中的具體位置，不高抬，也不貶低。在高中時，我們趕上了大煉鋼鐵，老師們脫去整潔的衣服勞動去了，同學們則安排閱讀李白的詩歌，李白的七言古風，流暢而浩蕩，和鋼鐵的洪流比較相應。所以那時我喜歡李白，學校號召全民寫詩，我就學寫七言古風，事實上隻是些順口溜。隨後國家搞了整風反右，我父母栽了跟鬥，我一下子也從波峰陷入穀底。心情陡然沉鬱了，李白的詩再也讀不進去了。隨即我個人命運也受到牽連，我從大學退下來，有過一個兩三年的“賦閑時期”。這時候，社會給予我和我父母的壓力是很大的。有一個嚴正的聲音指責說：一個年輕人，怎能在家裏吃閑飯呢？可是我身後的文化背景也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沈從文就說：“到什麼時候，孩子吃他爸爸媽媽給的飯，也是天經地義。再說，人的一生就這段時間腦子好使，抓緊學知識吧，學到了腦子裏，誰也奪不去的……”他給我開了一些線裝書的名單，都是講鑒定青銅器的專業書，讓我跑進北京圖書館讀了一個多月。後來，實在耐不住那種寂寞，我跑去告訴沈伯伯，說我想換著讀其他的書。沈絲毫沒有不高興，同意地說：“路多著呢，你好好選一選吧。”不久，我就迷上了唐詩，我讀了很多家的選集，自己也學著寫了不少。我重新認字了——是指確認它在古音中的平仄，有那麼一兩個月，我整天記生活中每個字在古音中的平仄，人像魔怔了一般——路上看到“汽車”，啊，去聲加陰平。看到天上跑“白雲”，啊，還是去聲加陽平……稍後，我又遇到了聶紺弩先生，他和我母親同事，但不用每天上班，一個人在家裏研究古典文學。我把自己的疑問提給了他：從前大煉鋼鐵時，讀李白讀得進去，可現在，開始覺得杜甫的沉鬱更是種力量。他笑著說：“都是這樣。年輕時喜歡了李白，等有了些生活感受，等自己經曆過一些坎坷，那時就覺得杜詩更耐咀嚼了。”我問，如何把學習杜詩深入下去，我說我已讀了不少的選本……他回答：“沒有捷徑。老老實實讀杜的全集——”他一指自己書櫃的頂上，那兒果然擺著一厚疊《杜工部集》。於是，我從另外的途徑借出來杜詩的全集，很踏實地從頭開始閱讀，讀到一個段落，便開始背誦其中的名篇，那時腦子就是好使，稍一“用勁”，就能“記下”，可不像現在的背什麼忘什麼。今天尋思，那時學杜詩之所以能夠進去，得力於兩個條件，那就是有幸遇到了一個比較“背時”的時期和一位好老師。唐代固然是一個了不得的王朝，但即使從盛唐氣象來看，即使從詩人創作的特征來看，其中也充滿了不少矛盾。要想理解這些，不遭遇相當的坎坷，如果沒有內心深處的痛苦，恐怕就難以洞察杜甫的內心。就這個意義上說，太年幼和太學生氣的人，是無法讀唐詩的，也是無法真正理解杜甫的。對比之下，李白比較飛揚，但不等於他就淺薄，他和他的詩篇下邊同樣埋藏著矛盾。
我讀了就要寫，一寫就不可收，當時大約寫過幾十首。我抄在白紙上，然後裝訂成中式的書籍樣式，自己題了書簽《學步集》，其中有幾首在高中的同學中傳誦。我後來去了新疆，我在農業勞動中發現了詩情，寫了《入疆集》近二百首。隨後在武鬥中躲回北京，偏巧北京又不讓住，無奈，我隻得一個人漫遊全國一年半，跑了22個省份。於是，我又寫了舊體詩歌《漫遊集》二三百首。再後來調回北京，整天跟京劇演員泡在一起，又寫了《梨園集》二三百首。直到現在，舊詩基本不寫了，有時在生活中遇到可以寫舊體的題材，便隨手記下來，等以後積累到一定數量的時候，便批量地集中寫出。這時，我的辦法是由慢到快。所謂的慢，是先讀字帖，特別是米芾的字，就很有京劇餘（叔岩）派的韻味，而餘派韻味又往往和杜甫詩歌的風格基本相似。多讀一會兒，心中就有感覺。等感覺來了，下邊的“寫”則很快：把一些零散的字句或詞組隨手寫在一些廢信封的背麵——這是我“文革”漫遊中形成的習慣——我在這些信封背麵塗塗改改，將某些字句修飾，將另外一些詞組改裝或倒裝（為的是使平仄符合規範），這些我又是從吳祖光先生打磨他寫的京劇戲詞中學來的……像我這樣階段性地寫作和修改舊體詩歌，完全沒有一點功利目的。我隻是覺得，從我真正進入寫作狀態的時候開始，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寫得太急，其中一直缺少如同杜甫那樣用沉鬱去消除浮躁的過程。全然消除是不容易的，但至少也應該有一些這樣的努力。我考慮，將來我如果能有出版選集的機會，我就要在這種狀態下，逐一把現代的文字一一打磨，讓這些沉鬱鑲嵌進現代之中，讓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形式從對立中追求統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覺得自己屬於上一代知識分子中的隊尾，我確實能夠承上；但是否能啟下，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