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再說回來，近年一些記者時常給我帶來麻煩：往往當眾問我這樣的問題：“您以為，京劇的前途或命運，到底會怎麼樣呢？換言之，它是否會消滅（亡）呢？”問這話的時候，往往有一些文化官員（也包括京劇的院團長們）在場。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覺得很懊惱很局促。我不能不回答，因為我寫了幾十本關於京劇的書，幾乎每本都涉及這個問題。在其中我都或正麵或側麵做了回答，但那種回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至少也是進退從容的。對京劇的前途或命運，似乎不能用簡單的“是”或“非”的一字就加以概括。我在回答前或回答中，往往也注意到我身邊的官員（院團長們），他們掌管著一部分京劇的創作和演出隊伍，上級給他們的使命就是把現存的隊伍帶好，你如果在他們麵前說京劇如何如何不適應新的時代，他們的臉上和心頭，都會是很難受的。但話又得反過來說，我作為一名執著的研究者，我默默做了許多年，同時又用筆說了許多年。我的工作沒有功利目的，甚至有時是讓人討嫌的——但我說的確實是心裏的話，又確實是屬於具有文化遠見的話，我為什麼不應該暢抒己見呢？
於是，我試圖講得“圓”一些。什麼是這個“圓”呢？既有圓熟，也有圓滑，讓二者緊緊纏繞在一起，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後來，我在沒事兒的時候設計出幾種方案，結果越設計越覺得不得要領。再後來，有一次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忽然心有靈犀，想起了唐詩，想起了李白和杜甫。頓時，我覺得膽氣壯了起來。北大是個什麼地方？北大需要用什麼思想去占領？每一個在北大發言的人，應該具有怎樣的心態？我這樣想著，嘴巴上也就流瀉出這樣的語言——
咱們拿唐詩去比擬並審視京劇。因為唐詩屬於“過去時”，比較清楚，大約不會有爭論。唐詩分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初唐時是誰？是“初唐四傑”一批人，但這時的詩歌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都還不成熟。到了盛唐，這代表人物“大”了，詩歌的氣象也“大”了。李白和杜甫都是既天才也必然地出現了。後人們尊稱他倆為“大李杜”。時代再發展，到了晚唐。唐詩的代表人物變成另外的兩個人——李商隱和杜牧。他倆論個人才情，未必輸給李白杜甫，但後人卻稱呼他倆是“小李杜”，因為他倆再也寫不出那種能夠反映盛唐氣象的作品了（我隨後在既定場合下，結合時間的長短，舉例分別敘述李白、杜甫和李商隱、杜牧在反映題材和手法上的異同）。京劇也是同樣，今天的名伶論才氣和功夫都未必輸於前輩，但演出來的玩意兒硬是顯得“表麵”（甚至是“不對”）了。（下邊又有對應上邊的一段話，或長或短，但都要說得一氣嗬成，首先要“盡”自己的“興”。）所以，我個人認為，時代對任何一種藝術的興衰，都是有所製約的，今天京劇舞台上的英豪們，如果用曆史的眼光去考察，他們至多也是一批唐詩中的“小李杜”。
我在北京大學講出了這樣一個輪廓，當即獲得台下的掌聲。我沒料到，事後也很受鼓舞。藝術的上頭有文化統領著，所以談藝術的時候，要盡量讓文化領先。當然，這種領先又不能太超前，太超前了就讓具體工作的人感到茫然。等我產生出這樣的“回答格式”之後，心裏就坦然了，以後即使當著官員回答這個問題，我既覺得膽氣壯，同時也把回答掌握在一個最適當的尺度，“見好就收”。人嘛，總不能太張揚，各人都有各自的位置，我無官無職，隻是研究比較用心一些。在自己的書裏，力求把所得說深說透；至於在工作中，千萬別把學術看得太什麼，能夠隨遇而安就很好了。也正是基於這個道理，多年來我隻說我自己的，從不與其他人辯論。現今的中國，能夠有一個容許各人說各人的話的環境，應該說就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