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我參加過三種飯局，一種是梨園圈子的，另一種是文化圈子的，再一種是前兩類飯局的交叉。第一種中我是晚輩，很注意傾聽大師級演員“一不留神”說出來的真理；第二種中我是孩子，有許多人跟我父母是半個世紀的朋友；再一種交叉性質的，我總要煥發出個性，力求以獨立人的身份參與。我發現，飯局上要用話的機鋒與朋友相碰才有趣。在梨園飯局上，往往要借助酒興，要敢“拚酒”，更要敢和旁人“開攪”。當然，麵對前輩時要適度，不能“逗你玩”，不能為了尋開心忘記執弟子禮。那時候是吃得動也喝得動，真幸福呀！比如喝酒，我有四兩白酒的量，一般“拚酒”滿能對付，有時從容起來，也在喝酒中得到知識——喝酒的人分五等，最高的叫酒仙，最差的叫酒鬼。我呢？其實哪個等級也不是，我喜歡自己喝自己的酒，既不“讓”別人，也不接受別人的“敬”。但不論什麼牌子的酒，我都能聞，一聞就知道它的好壞。除了酒還有煙。我從不抽煙，但經年累月跟抽煙的人一塊混，隻要對麵有人抽煙，他一口雲霧吐出來，我在對麵遠遠聞到了，就能知道煙的好壞。
就這麼一混多年，北京文化圈的這些人，也慢慢都熟了；連同北京的這些飯館（包括其主要飯食）也大體心中有數了。我漸漸從容起來，因為我也逐漸找到了“我自己”，這也逐漸被“圈子”所接受。同時，隨著老前輩的隱去（有些是故去了，有些是不大出門和吃不動了），我在人群中的輩分也逐漸提升，從最初的“晚輩”轉變到“中年”，再加上我搞的是京城文化中的故舊一派，經常來往和請教的多是年高的人，所以久隨之也便久成之，慢慢融化在他們之中。甚至從前兩三年，有些年輕人給我打電話時，一開頭竟然稱呼起“徐老”來。最初以為是玩笑，稍後則感到很悲哀！真的，人生果真就這麼短麼？什麼事兒還沒幹出來，怎麼就“老”了呢？
時間走得太快，我父母雙雙去世，我的孩子也成了人。在應付飯局上，我又有了一種變化——也習慣掏腰包“吃自己”了。這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與經曆過時間考驗的朋友和親戚互相請客，再一種就是我們小家庭定時下飯館，比如女兒每星期五從單位回家，我們晚上就去飯館小吃一頓。這樣，既省了妻子在廚房的勞作，也省了我白天的采購。人老了，這吃也就逐漸回到家（族）中來。
但偶然地，我們也要以私人態度去請公家的客。比如最近一次，妻子原打算為她那個《群言》雜誌請一些老作者，其中主要都是我父母的同輩朋友，如黃苗子、鬱風夫婦，丁聰、沈俊夫婦，黃宗江先生、方成先生、林斤瀾先生等，夠一桌了。但是，請老先生以什麼名義呢？找個私人題目吧，就以慶祝我倆結婚26周年為聚飲的題目吧。結果這樣一請，大家全都很給麵子，不但全來了，而且黃苗子先生還帶來了賀禮——一張很好的水墨畫，墨分五彩，真是很難得。在入座的時候，老先生還公推我坐在主人位置，大家分坐兩邊，妻子坐在我的正對麵。我們吃飯的地方是杭州樓外樓的北京分店。我為這次聚會留下了照片，這是我人生階段性的一張。以前帶階段性的照片還有，在北京大三元中，有吳祖光、王蒙、黃宗江、邵燕祥、牧惠等人，從早茶一直吃到了午飯。人，一輩子能留下幾張吃喝的照片，也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回想自己的一生，因飯局給自己帶來的東西還真不少：認識了那麼多的文化人，也認識了那麼多的好吃的菜肴，更發現了文化人進入飲食文化的特殊方式。中國的文化人是不能離開飲食文化的，沒有飲食文化，文化人自身的工作，是很難做好做深，並且做出滋味的。我慶幸在人生的“兩頭兒”趕上了“能吃”並且“吃好”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