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我正在摸索路徑的時候，我接觸過好一批的文人。像中國京劇院的老編劇範鈞宏、翁偶虹，是典型的舊文人，但同時又是舊戲班的新文人。吳祖光、汪曾祺本是具有新氣質的新文人，都因為當了右派，新文學的圈裏不能呆了，才來到舊梨園“暫棲身”。至於汪的老師沈從文，我從小喊他“沈伯伯”，舊的痕跡自然最重。當然，沈身上也有純粹的新東西，雖不能辨別五線譜，但很善於聽西洋音樂背後的底蘊，悟性特別高。我且不說這些關於“新”和“舊”的話題了，它有時不僅是說不盡的，甚至還是說不清的。
我這些年可以說“與時俱進”，我研究梅蘭芳絕對不同於前輩的戲曲家，後來研究老字號與京城文化，也有強烈的現實目的，力求具備“可操作性”。我這樣做，一方麵是時代使然，同時我也“不無警惕”——文人就是文人，他不是工匠，更不是官僚或幕僚。總要獨特和孤立一些，總要有很大的特征，同時還不要諱言“有毛病”，指某些帶文化氣息的怪癖。比如說上海的陳從周先生吧，他的著作很多，可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的《說園》，就特別讓人崇仰。大八開的開本，兩麵都為“正”——一麵中文豎寫，用毛筆寫小字；另一麵是英文橫排，也很舒服。當中的“夾心”，則是古代造園圖32幅。現在流行的是“西式論文”，觀點很超脫，但經常隔著靴子撓癢，說不到真切之處。您想，東方文化的事情，偏要用西方文化的規程去表現，是不是有些問題？我讀陳先生的書，就如同步入園林，比較慢，要慢慢跟著毛筆字的節奏“走”，或說“流”。陳先生說了十條，或許你隻體悟到一兩點，然而隻要有了這一兩點，其實就勝過泛泛的十條。中國的學問，往往不是能“一學而盡”的。這，或許就是東方與西方的不同。陳先生最初並不是搞園林的，他搞過一般的文藝美學，但不知足，搞著搞著就專門化起來，就最後凝聚在園林之上。這種選擇，這種皈依，是很值得記取的。為了這種轉移，他要有許多準備，要把現代化了的文風重新回歸到古典，要不斷練習毛筆字，要不斷嚐試寫小品文去體認其中的甘辛，同時還要發自內心地與俞振飛等人共同休憩，偶然再麻煩俞先生為自己的集子題簽……這些都需要積累，這些都需要工夫和精力，更需要一種對傳統的忠誠。
我想起梅蘭芳先生前進步伐中的“扭秧歌”——進三退一，有進有退。這“扭秧歌”三個字，其實是我替梅先生歸納出來的。為什麼就不能有進有退呢？為什麼總要一往無前呢？難道以往因為衝動吃的苦頭還少嗎？……這些話一說就很多，就此打住。我隻想說說退休之後的打算。
最初的幾年，大概還得借勢向前衝。衝到什麼時間？——暫定2008年吧，這是國家的一項大目標。我也“借勢”好好做一做京城文化：看它怎麼由舊到新。等過了這個“門檻”，估計國家會沉靜下來，然後向傳統的路子回歸。曆史上凡是有“大成功”的事物，都要這麼頓挫前進的。現實中國，當然是成功的大事物了，它總歸會高一浪低一浪行進的。我呢，就跟著前邊這個浪，先在2005年或2006年出版幾本有關北京如何由舊轉新的書，名字就定為《新北京》（三部曲）；然後減文字並增圖片，到2008年再出外文本。現在我已寫出了三部曲的前一本半，也已經與有關出版社談好了：先出中文本，再出外文的縮寫本。等2008年過去之後，我或許就不再寫新文字了，我要淡出文化圈的寫作生涯，而要像晚年陳從周那樣，寫寫毛筆字，練練駢體文，嚐試寫一寫更品一品古漢語的散文。既是玩兒，也不完全是玩兒。越是恣意盡興，或許越能搞出點真正不帶功利目的的文字。在生活上，現在許多文人都在郊區搞別墅，下鄉過周末。我也羨慕，但一是錢不夠，二是覺得它未必是“文化與文學”的真去處。因為真正好玩的地方不都在北京，同時好玩要有好玩的季節。根據這一點再去選擇適當的地點，比如冬天去南方，夏天去東北，一年旅行幾個地方，也花不了太多的錢。不把有數的錢扔在北京近郊的某個固定地方，不讓這樣的地方成為自己的包袱。我想，這樣來來走走，確實比死蹲在一個地方瀟灑多了。
老蹲在一處心會懶惰，老跑在外頭也說不定會突然死去。別把死當一回事，該死時死了，是絕大的好事。該死時老不死，身後會聽到罵聲。人的一生，就是在新新舊舊中穿梭不斷，要穿梭得美，要穿梭得適度，別胡來亂跑，再挨背後的罵，那樣就真的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