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論點並沒有貶低方法論的重要性的意圖，隻是想進一步強調：甚至在科學中，手段也很可能與目的混淆。實際上，隻有科學的目標或者目的使方法論顯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為的科學家必須關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須是它們能夠幫助他達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決重要的問題。如果哪位科學家一旦忽略這一點，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整天擦亮眼鏡但卻不用眼鏡看東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個危險後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學的統帥地位的人是技師、“設備操縱者”，但絕不是“提問者”和解決問題的人。我們不想製造一個極端的、不真實的分界線，隻是要指出隻知道怎樣做的人和除此之外還知道為什麼而做的人之間的區別。前者總是有一大批，他們必然是科學界的牧師，禮儀、程序或者儀式方麵的權威。這種人在過去不過就是製造點麻煩。不過，現在科學已成為國家和國際上的策略問題，因此，他們也就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有作用的危險因素。這種傾向顯然是很危險的。因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們理解創造者和理論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個強烈傾向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過高看重數量關係，並且將它視作目的本身。這是因為以手段為中心的科學過於強調表達的方式，而忽略表達的內容。於是，形式的優美和精確便與內容的中肯和豐富對立起來。
持手段中心論觀點的科學家的特點是，使問題適合於自己的技術，而不是使技術服務於問題的解決。他們通常這樣發問：用我現在掌握的技術和設備可以進攻哪些課題呢？而不是這樣向自己提問：我可以為之奉獻精力的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釋下麵的現象呢：大多數科學家將畢生精力投注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這個區域的疆界不是由關於世界的一個根本問題來劃定的，而是由一件設備或者一種技術的局限性來劃定的。也就是說，這類科學家傾向於做那些他們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們應該做的事。
在心理學中，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動物心理學家”或者“統計心理學家”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隻要能夠分別使用自己的動物資料或者統計資料就不在乎它們是否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人。
這就好像一個醉漢，他不在丟失錢包的地方找錢包，而是在路燈下尋找錢包，理由是：“那兒光線好。”或者，像另外一個醫生那樣，他使自己的病人大為憤怒，因為他隻知道一種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藥方對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論最有害的做法就是將科學分成等級。在這個等級中，物理學被認為比生物更“科學”，生物學又比心理學更“科學”，心理學則又比社會學更“科學”。這樣的等級完全依據技術的完美、成功和精確度設想出來的。
以問題為中心的科學是不會提出這樣的等級的，因為根據它的觀點，在某種本質上，決不會有人認為失業問題、種族偏見問題、愛的問題，不如星體問題、鈉的問題或者腎功能的問題重要。
手段中心論的弊端就是過於機械地劃分科學的各個領域，並且在它們之間築起銅牆鐵壁，使它們分屬的疆域彼此分離。當有人問J·洛布他究竟是神經病學家、文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還是哲學家時，他隻回答說：“我不屬於任何獨立領域，我隻是解決問題。”
假如科學界有更多像洛布這樣的人就好了。但是，我們迫切需要的這些特性卻遭到這樣一種哲學的明確抵製和幹擾：要使科學家成為技師或者專家，而不是成為富有冒險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為懂得什麼的人，而不是思考什麼的人。
如果科學家將自己看作是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專業技術員，那麼就會有一股洪流湧向最新的科學尖端，湧向那些我們本應了解最多然而實際上卻了解最少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問題。為什麼很少有人探索這些領域呢？從事心理學問題研究的科學家與從事物理學和化學研究的科學家的人數相差懸殊，這種現象到底是怎樣產生的？讓1000個頭腦敏捷的人專注於生產更先進的炸彈（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黴素），或是讓他們去研究和解決民族、心理治療或者剝削的問題，兩者哪個於人類更有利呢？
總之，手段中心論是科學家與其他尋求真理的人之間以及他們理解問題和尋求真理各種不同方法之間的一道鴻溝。如果我們為科學所下的定義是尋求真理，頓悟和理解、關心重要問題，那麼就很難將科學家與詩人、藝術家以及哲學家區分開，因為他們關心的可能是同樣的問題。
但是，最後還應做一個語義學上的區別，而它必須主要以預防錯誤的方法和技術的不同為根據。然而，假如科學家與詩人、哲學家之間的界線不像“常規”這樣不可逾越，這顯然有利於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