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手書《莊子》語贈魯迅
章太炎喜歡品評人物，並且好從地域著眼說明人的性格特點。其實往往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遷怒之論。章太炎在日本時，有一次陳獨秀來拜訪他，他的弟子黃侃等人在隔壁讀書。章太炎與陳獨秀談起樸學，章說戴、段、王氏父子等都出於安徽和江蘇；隨後就說到了湖北，陳獨秀說湖北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不料這話被湖北籍的黃侃聽見了，在隔壁嚷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章太炎比陳獨秀更甚。
章太炎論人，有時候很受情緒影響。某一個地方的人與他有了矛盾，他可能會把這個地方的人說得一無是處。例如說廣東人好利，湖南人“樸氣衰矣”，是正與孫中山、黃興交惡的時候說的。其他如：“上海人眼光如豆，無論愛我忌我，其識見皆卑卑，無一語可聽也。”“劍侯近遣顧某送一信來，以顧係杭縣人，杭縣人難信，故不欲見之。”“北方學子，恐亦未能大就也。”
章太炎一生喜歡評價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對民國開國元勳們的評價。民國論功授勳的時候，他給負責此事的官員寫信，聲明“二等勳位，弟必不受”，他要的是一等。為什麼呢？“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勳，吾雖慵懦，鼓吹之功，必賢於中山遠矣。”接著，他總結了自己對革命的貢獻，列出包括自己在內的五個人，功勞都高於孫中山：
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則首正大義，截斷眾流；黃克強百戰瘡痍，艱難締造；孫堯卿振威江漢，天下向風；段芝泉首請共和，威加萬乘；汪精衛和會南北，轉危為安。如是五人，雖不敢上擬黎公，而必高於孫前總統也。
把黎元洪、段祺瑞和汪精衛等看得高於孫中山，實在是負氣之論。
他對自己的評價，除了以上所說，還有一些，如在家信中談及他為何被袁世凱囚禁時，說是因為在反清革命中功績最大，樹大招風：“當今之時，倘夙隸革命黨籍及開國有功者，如非變節效媚，無不在嫌疑中，非獨吾一人也。然所以致此者，亦因舊時清譽過於孫、黃，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殺其身、敗其名不已。”
章太炎參加反袁鬥爭後，在軍閥割據中，漸漸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主張得不到響應，成了奔走遊說的縱橫家一類人物。
有一點他是從青年到老年始終如一的，就是警惕和反對俄國。
晚年，他反對孫中山三大主義中“聯俄容共”。孫中山1925年去世，他在痛悼之餘，還念念不忘孫中山的這個“罪過”。他為孫中山寫的挽聯是：
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
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上聯肯定孫反袁的功勞，下聯則抨擊其聯俄政策。盡管章太炎對孫中山多有微詞，但兩人的大方向和革命精神是一致的。孫中山去世時，他還寫了一篇典雅的《祭孫公文》，稱讚孫中山倡導革命、光複中華，蓋世功勳不可磨滅。其中有這樣的句子：“百夫雷同，臚句傳諾。餘豈異郵，好是諤諤。蘭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樞，委命窮朔。沮公北盟，終亦不獲。”為自己沒有能夠阻止孫中山聯俄容共而深感惋惜，但他像古人那樣“一士諤諤”，反對孫中山的某些主張，是為公，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他還曾提出為孫中山寫墓誌銘，說隻有自己才有資格。
章太炎對蔣介石也沒有好感。與反對俄國一致的，他也極力反對共產思想。他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親任理事長，通電全國，反對“赤化”。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來滬，拜訪章太炎。在芥川眼裏，盡管章太炎“長得實在稱不上儀表堂堂”，但“那雙細細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無框眼鏡後麵不時冷冷地微笑著，顯示出他絕不是一個凡夫俗子”。他為章太炎的雄辯所懾服，以至於“忘記了吸煙”。章太炎說：“現代的中國，不幸在政治上已經墮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還要更甚。至於學問藝術方麵，尤為沉滯。”但章太炎仍然是樂觀的：“中國的國民，向不趨極端的，所以要使中國赤化，殊不可能。一部分學生正歡迎著勞農主義，可是學生並非即是國民，他們雖一時赤化，不久就會拋棄其主張吧。”章太炎曾在上海國民大學發表《我們最後的責任》演講，稱：“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凡是借外人勢力來壓迫中華民族的，我們應當反對他，這便是我們最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