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雞博弈描述的是兩個強者在對抗衝突的時候，如何能讓自己占據優勢，力爭得到最大收益，確保損失最小。鬥雞博弈中的參與者都是處於勢均力敵、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這就像武俠小說中描寫的一樣，兩個武林頂尖高手在華山之上比拚內力，鬥得是難分難解，一旦一方稍有分心，內力衰竭，就要被對方一舉擊潰。如果一方退下來，而對方沒有退下來，對方獲得勝利，這人就很丟麵子；如果對方也退下來，雙方則打個平手；如果自己沒退下來，而對方退下來，自己則勝利，對方則失敗；如果兩人都前進，那麼則兩敗俱傷。因此，對每個人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對方退下來，而自己不退。這又何其難。
在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鬥雞博弈”，描述的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A、B兩隻公雞相遇時，它倆各有兩個選擇：進攻或撤退。若兩隻公雞都選擇了進攻，那麼必定兩敗俱傷；若都選擇了撤退，那麼它們無分勝負；若A公雞進攻、B公雞撤退，那麼A公雞勝利，B公雞丟了麵子；若B公雞進攻、A公雞撤退，那麼B公雞勝利，A公雞丟麵子，一方進攻則另一方撤退的策略雖然丟麵子，但總還是比兩敗俱傷的損失要少一些。這時，對每隻公雞來說，自己最好的對策應該是：若對方進攻、我就撤退，若對方撤退、我就進攻。
如果博弈有唯一的納什均衡點，那麼這個博弈是可預測的，即這個納什均衡點就是一事先知道的唯一的博弈結果。但是如果一博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納什均衡點，則無法預測出一個結果來。鬥雞博弈則有兩個納什均衡：一方進另一方退。因此，我們無法預測鬥雞博弈的結果，即不能知道誰進誰退，誰輸誰贏。
從古至今，“鬥雞博弈”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普遍。在藩鎮和宦官夾縫中，唐王朝中央政府又出現朋黨之爭，使唐王朝的命脈懸於一線。9世紀20年代後，唐朝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分裂為兩個政客集團，一稱“李黨”，一稱“牛黨”，李黨的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紳、鄭覃；牛黨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焉、李宗閔。李黨多是出身高貴門第和士族世家，而牛黨多是出身寒門的進士。
唐朝政府在朋黨鬥爭的二十六年間（公元821-846年)，人事變動極其混亂。幾乎每一年都要發生一次“轟然而至”和“轟然而去”的浪潮：李黨當權則李黨黨羽彈冠相慶，全部調回中央任職，牛黨黨羽則掃地出門。牛黨當權亦然。比如到832年，牛僧孺被迫辭職，李德裕入朝後，出現了一個能使兩個政客集團和解的很好的機會。身為牛黨的長安京兆尹杜棕向李宗閔建議：由李宗閔推薦李德裕擔任科舉考試的主考官知貢舉，李宗閔不同意。李德裕出身士族世家，雖然恨透了考試製度，並故意炫耀他不是進士出身，但其實內心何嚐不羨慕？隻有杜棕洞察到這個秘密，所以出此建議，企圖使世家與寒門在李德裕這裏融合。可惜李宗閔沒有這種智慧。杜棕又退而求其次，建議由李宗閔推薦李德裕擔任地位跟宰相相等的禦史大夫。
李宗閔勉強同意，杜棕就去通知李德裕。李德裕聽後驚喜不已，感激得流下眼淚，連連請杜棕轉達對李宗閔的感謝。然而李宗閔到底沒有這種胸襟和見識，他又聽從了給事中楊虞卿的意見，變了卦。李德裕認為受到戲弄，怨恨更深。從此和解的機會一去不返。
從此以後，每一個黨派都發揮“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力求把對手斬草除根，不給對手喘息機會，於是一場場你死我活的政治戰爭把朝廷變成了看不見硝煙的戰場。
而最後得到的也隻是一種“驢子式的勝利”。
從“牛李黨爭”的曆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現實中老實巴交用博弈論中的鬥雞定律，要遵循一定的條件和規則。哪一隻鬥雞前進，哪一個鬥雞後退，不是誰先說就聽誰的，而是要進行實力的比較，誰稍微強大，誰就有更多的前進機會。但這種前進並不是沒有限製的，前進和後退都有一定的距離，這個距離要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如果超過了這個界限，有一方無法接受，那麼在這場博弈中，嚴格的優勢策略也就不複存在了。
鬥雞博弈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比如，警察與遊行者相遇，最好有一方退下來。再比如，收債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博弈類似於鬥雞博弈：
假如債權人A與債務人B雙方實力相當，債權債務關係明確，B欠A100元，金額可協商，若合作達成妥協，A可獲90元，減免B債務10元，B可獲10元。
如一方強硬一方妥協，則強硬方收益為100元，而妥協方收益為0；如雙方強硬，發生暴力衝突，A不但收不回債務還受傷，醫療費用損失100元，則A的收益為-200元，也就是不僅100元債收不回，反而倒貼100元，B則是損失了100元。
因此，A、B各有兩種戰略：妥協或強硬。每一方選擇自己最優戰略時都假定對方戰略給定：若A妥協，則B強硬是最優戰略；若B妥協，A強硬將獲更大收益。於是雙方都強硬，企圖獲100的收益，卻不曾考慮這一行動會給自己和對方帶來負效益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