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
春輝啊暖透了大江兩岸
啊，中國中國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走進萬象更新的春天……”
這首歌曾經唱遍中國大江南北，它真實地記錄了一個特區的誕生，一個城市的發展，和一個國家的成長。人民感謝故事裏那位睿智的老人，感謝他將春天帶給了中國，將幸福生活帶給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任歲月更改，物是人非。時光可以帶走過往的一切，唯獨留下鐫刻在心裏的記憶：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那個城市叫深圳，那位老人叫鄧小平。
第一節 “殺出一條血路”
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後的短短幾年中，奇跡般地從南海邊上的一個小漁村變為了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但是，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場”和“窗口”，經濟特區的最初建設卻步履艱難。
20世紀70年代末，深圳還叫寶安縣，那隻是一個擁有30萬人口的破敗小城。而僅僅一河之隔的對岸，則是被稱為“東方明珠”的香港，是世界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那時候，深圳河兩岸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種景象：一邊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一邊卻是衰敗破舊的低矮平房。當時，臨近河邊的羅湖區漁民村的百姓一天拚死累活隻能掙到8分錢，而對岸香港人的人均月收入卻可達到2000多元。這種差距，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也毫不誇張。巨大的反差促使深圳的人們不惜鋌而走險，從羅湖區漁民村涉水偷渡至香港謀生。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從深圳逃往河對岸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連邊防部隊也無力阻止，釀成了改革開放前著名的“逃港事件”。
1977年，複出後的鄧小平首先視察了廣東。當時的廣東省領導將“逃港事件”彙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聽後並沒有立即表態，而是隔著煙雨蒙蒙，若有所思地望著深圳河對岸的香港。沉默了許久，鄧小平像是下結論似地說了一句：“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對鄧小平的話感觸頗深。在前一段的實地調研中，他發現了一件很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深圳農民一個勞動日的收入是7角，最多能拿到1元2角，而香港農民勞動一天的收入是接近70港元。近在咫尺的兩地，經濟收入卻天差地別。吳南生再一打聽，原來所謂的新界羅芳村，居民居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新的時代要求，迫使中國必須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變化。1978年秋，當國務院副總理古牧率領的赴歐考察團返回北京時，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委員認真聽取了他們的彙報。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裏，聽著這些來自歐洲的新鮮事物，決心改變國家經濟落後麵貌的中國政治家們興奮異常。彙報從下午3時一直延續到深夜11時，整整進行了8個小時。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元帥說：“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是一麵鏡子，可以照照自己是什麼情況，沒有比較不行。”聶榮臻元帥也說：“這次調查可以說該看的都看了。引進什麼，從哪個國家引進，應該拍板了。”
也許拍板也需要一個契機。不久，一個香港廠商寫信給廣州市領導，要求回到廣州開設工廠。這封信輾轉報送到了鄧小平的麵前。1979年1月，鄧小平在信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鄧小平的批示給了廣東領導人極大的鼓舞。1979年3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在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實驗，用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過來。吳南生表示：“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下去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了！”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集中討論調整國民經濟和政治經濟方麵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決定用3年的時間完成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4月17日，與會的習仲勳、楊尚昆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彙報，提出多給廣東一些自主權，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這一想法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在他看來，改革開放正需要這樣一塊試驗場。那麼，這塊被劃出來的地方該如何命名呢？中國人凡事講究名正言順，這畢竟是一種沒有先例的做法。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第50號文件，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特區。同時，50號文件也給了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麵較多的自主權。特別是在外貿方麵，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項目，省裏可以自行審批。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準在全國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從此，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驗田——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萬事開頭難，特區在質疑和非議聲中起步。在中央的支持下，經濟特區這塊試驗田終於結出了累累碩果。短短幾年間，特區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機，一時間，不僅全國各地的創業者雲集於此，國外的資金也大量湧入這裏，昔日的小漁村、破舊小鎮迅速成為國內外關注的改革開放熱土。至1983年，僅僅三四年間，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和外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500多個，成交金額18億美元以上。與開放前相比，深圳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1倍，財政收入增長了十倍，基建投資比新中國成立後30年的總和增加20倍！以至於好多外商驚呼：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1984年1月，一輛專列悄然駛出北京。它一直向南，向著改革開放的窗口。專列裏的人正是中國特區的倡導者鄧小平。他要到特區親自去看一看，親自判斷這意義重大的舉措是對還是錯。1月24日，來到深圳的鄧小平認真地聽取了當地領導人的彙報，幾乎沒有插一句話。聽完彙報之後，他登上了當時深圳最高的建築——國貿大廈的第54層。在這裏，鄧小平俯瞰了迅速發展的深圳，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1月26日，回到廣州的鄧小平欣然提筆，寫下了一段意蘊深遠的話：“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鄧小平手書的這段話就鐫刻在深圳特區，應該說，這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標誌。
如今，“深圳速度”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習慣用語。在短暫的幾十年間，深圳從一個人口隻有3萬人的邊陲小漁村發展到人口過千萬的現代大都市，城區麵積也從最初的3平方公裏擴大到了700多平方公裏，GDP也從1979年的1.79億元增長到了2007年的6700多億元，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深圳目前已經成長為中國內地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高新技術產業、現代物流業、金融服務業以及文化產業是其四大支柱產業。此外，作為中國主要的外貿口岸，深圳進出口總額連續十多年位居大中城市第一。2007年，深圳人均GDP達到10628美元，成為內地首個人均GDP過萬美元的城市。
2010年9月6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在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雄辯地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是完全正確的，中央作出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第二節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重溫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有一句口號不能不提——“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有一個地方不能不提——被譽為“特區中的特區”的深圳蛇口工業區；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袁庚。
蛇口工業區位於深圳南頭半島東南部，東臨深圳灣，西依珠江口，與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占地麵積10.85平方公裏，是招商局全資開發的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
1978年10月，一位戎馬沙場大半輩子，又從事多年情報工作的花甲老人來到了南海邊。他是袁庚，剛剛受命調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雖然在此之前他從未涉足過商海。招商局是1872年由李鴻章設立的，在洋務運動中曾盛極一時。招商局曾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商船隊，開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第一家保險公司等，開創了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和其他許多近代經濟領域，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和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過曆經百年的風雲後，香港招商局已從中國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淪落為一條船都沒有的“空殼”。袁庚接手的招商局，隻有一個破碼頭，一個修船廠。
炮兵出身的袁庚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住，一貫雷厲風行的他經過一番考察，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建議興辦蛇口工業區。他在《請示》中提出要“麵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按照當時中國普遍的思維模式，這簡直是一份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是犯上作亂。但袁庚憑著軍人的執著，遊說了三天，最終中央批準了這份報告。事實上，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袁庚的報告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願望。
袁庚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用筆在地圖上一畫，把包括寶安區到華僑城七八十平方公裏的地方都劃了進去：“袁庚，這個都給你。”但袁庚考慮到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試驗，是“麵向海外”的工業區，稍有閃失，必然責任重大。思之再三，他隻要了2.14平方公裏的蛇口。就這樣，蛇口工業區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開放點。1979年7月2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下發50號文件的13天前，蛇口工業區傳來了一聲炮響。這是袁庚在蛇口主持的第一個工程，準備打通五灣、六灣，建設蛇口港。而蛇口工業區的這一聲炮響，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山炮”。
當時蛇口港工程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於吃慣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工人幹得沒勁頭，每人每天運泥20至30車，工程進展極其緩慢。袁庚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他經過了一番調查，大膽決定采用香港企業定額超產獎勵的辦法，在碼頭工程建設中實行超產獎。具體規定為每人每天定額55車，完成定額每車獎勵兩分錢，超出定額部分一車獎勵4分錢。工人熱情高漲，主動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運泥131車，領取4.14元獎金。
這一辦法施行後，工人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工程進度果然得到了快速推進。據統計，半年時間，工人為國家多創造了130萬元產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額獎金僅24.3元，隻占多創產值的2%。但是，袁庚這種做法在當時的中國來說，不啻於石破天驚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盡管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盡管1980年國家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3個經濟特區，但是，中國發展經濟的路該走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當時仍存在極大爭議。那時，沒人敢提市場經濟，更沒人敢提政治體製改革，認為這都象征著資本主義。
1980年4月，有關部門根據獎金額不得超過工人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工資的規定，勒令停止了蛇口的獎勵製度，“大鍋飯”重新端上來，施工速度急劇下降。袁庚看著重新陷入慢吞吞狀態的工地，心急如焚。按照這一速度，碼頭交付使用的計劃將要落空，從而影響吸引外商投資的契機。為了這幾分錢的“小事”，袁庚不惜將官司打到了胡耀邦的案頭。在中央的親自過問下，蛇口重新恢複了超定額獎，結果，工地運泥量又從每人每天20車猛增至100車以上。
在如今的中國人民革命博物館裏，收藏著一句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是袁庚把對市場經濟的詮釋濃縮在了“時間”和“效率”的概念中，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坐標。這句風行幾十年的口號是袁庚根據親身體驗總結出來的。那是袁庚接手招商局後做的第一筆生意——以6180萬港元購買香港中環幹諾道上一幢24層大樓，先交定金2000萬元。買賣敲定的時間剛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後一起吃頓飯，對方卻堅持在下午2時之前。雙方簽字交錢，對方匆匆下樓，跳上沒有熄火的汽車，直奔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