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鄧小平被英國《金融時報》推選為“1992年風雲人物”。這份殊榮之所以授予鄧小平，是因為他已88歲高齡，而且沒擔任任何正式職務，但卻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
第四節 加入WTO
世貿組織是一個獨立於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它的前身是1947年訂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與關貿總協定相比，世貿組織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而關貿總協定隻適用於商品貨物貿易。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市舉行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部長會議決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1995年1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萊蒙湖畔。1996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關貿總協定臨時機構。世貿組織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組織，在調解成員爭端方麵具有更高的權威性。
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素有淵源。中國是關貿總協定23個創始締約國之一。1948年4月21日，當時的中國政府簽署了《臨時適用議定書》，同年5月21日，中國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在未得到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授權的情況下，台灣當局於1950年3月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決定退出關貿總協定。雖然中國指出這一退出決定是無效的，但由於受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製約，中國未能及時提出恢複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自此之後，中國遂與關貿總協定中斷聯係長達30多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外貿製度與關貿總協定的原則和規範已逐步適應，恢複締約國地位的條件逐漸成熟。自1980年起，中國開始逐步增加與關貿總協定的接觸和交往，參與關貿總協定的活動。
1986年4月23日，香港以單獨關稅地區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7月11日，中國駐日代表團大使錢嘉東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交申請關於恢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的照會。自此，中國開始了15年的漫漫複關征程。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後，提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及“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製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之後，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才在10月第12次會議上結束了對中國經貿體製長達6年之久的審議，進入了有關中國複關議定書內容的實質性談判。江澤民曾講過：“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標誌著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動了我國‘複關’談判的進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確立後，中國從自身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主動進行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減讓工作，客觀上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較好的經濟環境。比如，從1995年開始，江澤民代表中國連續三年在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宣布降低進口關稅稅率，得到了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的高度評價。
1992年以來，經過一係列的減讓，中國平均稅率已從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並逐漸取消了1200餘種非關稅措施；逐年降低了外資準入標準，有步驟地擴展了金融、保險、電信、商業等服務業的開放範圍和數量；加緊清理、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約2300件。這些舉措，都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有利的經濟環境。
1995年12月12日，關貿總協定128個成員國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宣告其48年的曆史使命終結。1996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取代關貿總協定的臨時機構，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成為一個獨立於聯合國之外的全球性貿易組織。至此，中國從“複關”談判被迫轉為了“入世”談判。
眾所周知中國的“複關”—“入世”的具體談判分為雙邊談判和多邊談判兩部分，兩者同時交叉進行。雙邊談判即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進行的市場準入談判，重點解決市場準入問題；多邊談判即中國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的談判和起草過程，重點解決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國在其中的權利和義務問題。
對於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些發達國家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爭議很大，談判極其艱難。當時，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始終抱有最大誠意，體現出堅定決心，但這一切都以我們堅持三項原則為前提。
所謂三個原則，即是1998年6月17日，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提出“入世”三原則：一、WTO沒有中國參加是不完整的。二、中國毫無疑問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WTO。三、中國的“入世”是以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為原則的。
關於入世談判的原則問題，江澤民曾經指出，談判還要進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我們決不做軟骨頭！”“如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損我國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那還加入它幹什麼！不加入又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照樣向前發展？我們絕不會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底線！”
從1997年開始，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副部長就率團在日內瓦與歐盟、澳大利亞、挪威、巴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30個世貿組織成員進行了雙邊磋商；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簽署了結束中國
“入世”雙邊市場推入談判協議，並與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結束了中國“入世”雙邊市場準入談判。
曾任外經貿部“入世”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坦言：談了15年，我們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了15年。如果我們什麼都答應的話，談判早就結束了。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最終妥協，我們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寫出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而發達國家成員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實際上的談判結果，就是中國承諾遵守規則、履行義務，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過渡期和相應的權利，從而充分體現了三項原則的基本精神。
1999年3月15日，朱鎔基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進行複關和入世談判已經13年，黑頭發都談成了白頭發，該結束這個談判了。現在存在這種機遇。第一，WTO成員已經知道沒有中國的參加WTO就沒有代表性，就是忽視了中國這個潛在的最大市場。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使我們對加入WTO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了監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國準備為加入WTO作出最大的讓步。”
1999年9月11日，江澤民與克林頓在APEC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會晤。江澤民說，中方對加入WTO一直持積極態度，中國加入WTO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個完整開放的國際貿易體係的需要，我們希望談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爭取早日達成協議。克林頓表示，美國支持中國盡早加入WTO，希望盡快地結束同中國的談判，希望雙方能為此進一步努力。
兩個月後，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達成協議。這標誌著中國與美國就此正式結束雙邊談判，中國加入WTO的進程越發加快。
2000年4月至10月，中國分別與馬來西亞、拉脫維亞、歐盟、瑞士達成一致，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談判，這標誌著中國結束了與所有世界貿易組織締約方的雙邊談判。
2001年11月11日，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在厚達1000多頁、重達10多公斤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上簽下了名字、日期和“須經批準”的字樣。隨後，他又向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遞交了江澤民簽署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批準書。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
曆經15年艱辛努力，中國終於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這不僅有利於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有機會更多的接觸到世界，也將為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注入新的動力。
2010年底，在環球網和環球輿情調查中心作的一個名為“21世紀頭10年中國發展回顧”的公眾態度調查中，“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排在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大事件中的首位，同時排在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大事件的第二位。
第五節 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曆史意義的一件大事，這將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加入WTO是中國進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標誌，它將對中國的社會生活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那麼，加入WTO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哪些新的機遇呢？
首先，加入WTO後，將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可以為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貢獻。有利於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有利於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
其次，有利於密切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有利於推進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這對中國經濟體製的改革和對外開放都將是一個有力的推進，同時對市場的法治也是一個促進。
再次，由於二戰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存在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入世有利於中國更快、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社會，更好地利用國際經濟社會、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優化資源的配置，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還有，加入WTO後，中國可獲得多邊無條件最惠國待遇，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獲得普遍優惠的待遇，有利於實現市場的多元化，使中國的出口貿易有較大的增長，有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同時，由於關稅的下降，非關稅壁壘的減少或取消，開放服務市場，進口貿易也會大幅上升。隨著投資環境趨於統一和得到普遍改善，加上中國潛在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量將會有較大幅度增長，外資來源將進一步多元化。中國將對外國企業逐步取消各方麵的限製，給予他們以國民待遇，有利於消費者得到更優質、更廉價的服務。
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其基本權利和入世所帶來的機遇的同時，也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並做好準備接受各種可能的挑戰。
首先，中國政府現行的管理體製機器運行方式與世貿組織的規則不相適應。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政企尚未完全分離，經濟管理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在市場運行環境和市場秩序監管上，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才結構等，這些都與WTO的慣例和規則不相符合。政府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事務的基礎將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如何適應新形勢，將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上來；依靠經濟和法律手段來調節，調控經濟動行，履行好調控者、管理者、仲裁者的職責是擺在各級政府前麵的一項新任務。
其次，中國企業將麵臨國際競爭力的挑戰。中國加入WTO後，必然會對那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企業造成衝擊。企業麵臨的最大問題將是管理，這一弊端在中國入世後會暴露無遺。另外，觀念問題、體製問題、環境問題以及高科技企業本身的行業規律問題等等，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和應對。
再次，過渡期失業人員增加的問題。入世後中國須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步伐，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這就必然伴隨大量的裁員與轉崗問題，最直接的顯現或許就是一些失去了更好保護的大中型企業及其相關行業所將麵臨改革調整問題，這都可能直接導致失業人員的增加。中國是農業國家且農村人口占據全國總人口很大比重，但是入世後中國的農業並不具備競爭的優勢，反而將麵臨著更大的衝擊。
正因為機遇與挑戰並存，才更要辯證科學地看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衝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內在要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有弊，但總的來說，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