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拍攝的很多戰爭影片中，電報都是很重要的通訊手段。電報那“滴滴滴”的聲響中有一種特別的令人懷舊的味道。確實，電報曾經和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十多年前，電信廳裏的電報窗口常常排起長龍，尤其是逢年過節或遇有突發事件，電報窗口24小時連軸轉也常常忙不過來。”
一位郵政職工回憶說。
年過半百的張天壽談起電報更是有著說不完的話。記得1978年的初春，他這個當了6年小學教師的知識分子回家過春節。村中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表姐病重，十分想念遠在北方當兵的小兒子。當時根本沒有電話，農村的每分錢都特別珍貴，寫信雖然隻花幾分錢，但又恐來不及；發電報要多花點錢，但及時，他們全家和村鄰們商量後決定發電報，這擬電報的事自然就交給他了。電文既要告明事由，又要精練，張天壽和親戚們反複推敲，最終確定電文為：“母病危，速歸。”電文擬好後，家裏的大表侄拿出皺巴巴的5角錢請他去郵電所幫忙代發。於是，張天壽一路小跑到鎮上完成了這個光榮的使命，而且沒有收下他們的錢。有關電報的這一點點情意，至今還被親戚們感恩於心。
惜墨如金，這個成語在發電報中被詮釋得淋漓盡致。因此，有一些人認為電報是一種“特殊的說話方式”。
2494248004510079……這一串簡單的數字是什麼意思？50多歲的北京南區郵電局郵購公司經理王崇華會告訴你，這是“明日到京”。從19歲起，他就在郵政局的電報櫃台周而複始地從事著“滴滴答答”的工作。隨著手機、網絡的出現，王崇華發現，電報離普通人的生活越來越遠，並且逐漸地退出了曆史舞台。
“窗台下那盆蘭花長得還好嗎？”報媒體報道，這是2002年成都發往中國台灣地區最後一封電報。2002年8月初，中國電信停止受理中國大陸到新加坡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公眾電報業務。2005年11月，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聯合下發了《關於取消公眾禮儀和鮮花禮儀電報業務的通知》，公眾禮儀和鮮花禮儀電報已經取消。
雖然目前電報還沒有正式的取消通知，也沒有取消業務的時間表，但是許多地方已經無法辦理此項業務了。有人感慨，電報退出曆史舞台，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消亡。但不能否認的是，電報消亡的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新的通信時代的來臨。
呼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一首歌悄悄在大街小巷流傳起來：
“我想現在正流行數字戀愛
忙碌生活仍要對彼此表白
想你愛你是那麼簡簡單單
拿起電話心意傳我這兒來
3155530都是我想你
520是我愛你
000是要kissing
7788250都是在罵你
570是我氣你……”
這首歌的名字叫做《數字戀愛》。歌曲中這些數字代碼都與呼機有關。
呼機，也叫“BP機”或者“BB機”，“有事您CALL我”，曾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流行語。
在20世紀80、90年代，流行著一句非常有名的廣告語：摩托羅拉尋呼機，隨時隨地傳信息。當時在“大哥大”昂貴得讓普通老百姓無法接受的年代裏，從十幾歲的中學生到做生意的老板，從熱戀中的情侶到忙於工作的公司職員，幾乎每人一“呼”。
在電影《甜蜜蜜》中，剛到香港不久的黎明發現張曼玉有一部BP機，黎明一臉羨慕地驚呼：“哇，BP機啊，你有BP機！你真行！”這是當時的時代縮影。和最早買自行車一樣，最初使用尋呼機也是一種奢侈消費，一部摩托羅拉數字型BP機售價在2000元上下。而早期“大哥大”使用的還是模擬信號，高額話費雙向收取，沒有來電顯示，不少用戶需要兼配一部尋呼機。
如果追溯曆史，國內第一家無線尋呼台創立於1984年的上海。1985年11月1日，北京市電信管理局屬下的北京無線通信局經營的“126”正式開通。
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讓更多人認識了無線尋呼。當時，組委會的不少工作人員是“126”的“大客戶”，126台為他們提供了“專項服務”。這之後，BP機時來運轉，變得炙手可熱。北京複興門長途電話局南門東側的一間小平房——“126”營業廳前，經常出現排隊交費的長龍。尋呼業向社會放開之後，到了1998年、1999年，尋呼機品牌多，選擇多，價格也便宜了，三四百元就能買一部數字尋呼機。
1999年，中小型尋呼台開始萎縮，新的無線聯絡工具——手機搶走了尋呼台的業務。隨著手機在生活中的普及，2007年3月2日，信息產業部公示稱，鑒於中國聯通的申請，除上海市外，無線尋呼網絡在北京、天津、河北等30餘個省市區將全部關閉。從那時起，曾擁有世界上最大尋呼網絡和用戶群體的聯通，徹底退出了尋呼的曆史舞台。“先生您好，您呼的是……”曾經回蕩在城市上空那些尋呼小姐甜美的聲音已漸漸地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手機--1987年11月，剛剛20多歲的徐峰聽到了一個好消息：一個在廣東郵電局工作的親戚告訴他，局裏為了支持即將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準備推出100台手機。如果徐峰有興趣的話，他可以幫忙辦理。
年輕人都願意嚐試新鮮事物，於是立刻決定買一台玩玩兒。然而這看似不經意的決定卻意外地使徐峰成為中國的第一個手機用戶。“當時郵電局的人還不知道這手機應該賣多少錢，他們叫我押下了一張2萬元的支票，先把手機拿走。”徐峰回憶道。當年徐峰拿走的手機遠非如今人們熟悉的小巧設備。那手機像磚頭一樣大，幾乎有2磅重。當時，這種手機經常在香港電影裏作為黑幫大哥打人的武器出現，因此被人們稱為“大哥大”。
“當時，大哥大已經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這種象征含義甚至遠遠超過了它的通話使用功能。”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製與管理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在2007年的一篇回憶文章裏如是說。確實，也許因為中國對無線通訊的管製，手機在那時極其昂貴。在黑市上，一台手機甚至被炒到了6萬塊，這還不包括每月高達1萬元的通信費。1987年年底，像徐峰這樣的手機用戶總共有70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商人、官員和一些軍方人士。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政府開始考慮在電信行業引入競爭。作為這項舉措的一部分，中國聯通於1994年成立。
為了應對聯通可能帶來的衝擊，中國郵電部於1994年決定將其下屬的電信業務獨立出來組成一個獨立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後來的中國電信。2000年，中國電信的移動業務又被拆分出來，成立了中國移動公司。如今，中國移動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運營商。自此以後，移動電話用戶擴張迅速，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通訊格局和人們的生活。到2007年底，移動電話用戶數由1988年末的0.3萬戶增加到54730.6萬戶，年均增長89.2%；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41.6部，超過固定電話13.8個百分點。
當今，移動通訊已經變成普通中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不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
談起通信行業的變化，劉大姐更有發言權。她曾是中鐵尋呼光信台的總領班，“通信”二字一直陪伴劉大姐左右。她說：“老話兒講，人年輕的時候學會一門手藝，這輩子都不會餓肚子。但是這話絕對不適合通信行業，從我20世紀70年代做話務員第一次摸搖把電話起，到今天的尋呼機、手機、互聯網、IP電話，僅僅三十幾年時間，通信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是一個永遠能帶給我驚訝，讓我一生都在不斷學習的行業！”
第三節 服飾變革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來這裏
我問燕子你為啥來
燕子說，這裏的春天最美麗
小燕子，告訴你
今年這裏更美麗
我們蓋起了大工廠
裝上了新機器
歡迎你，長期住在這裏……”
1956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提前完成。為展示社會主義建設的欣欣向榮，政府提出“人人穿花衣裳”的口號，一時間，“愛勞動穿花衣”成了人們生活的新口號。
當時，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著名故事片——《護士日記》走俏大江南北，影片中最美麗的女演員王丹鳳縫製衣服時唱的主題歌叫做《小燕子穿花衣》，這歌曲與花衣裳也在新中國大地流行起來。豔麗的花衣裳與革命的列寧裝、蘇式的布拉吉三足鼎立，成為20世紀50年代女裝中的時尚。
那時的男裝形式也很具有時代性。20世紀50年代，中國流行起一種哥薩克式斜開襟小立領的襯衣，並將它係紮在長褲裏。春秋兩季可以在外麵套件西裝上衣。哥薩克上衣的特征一是花條，二是不用紮領帶。還有一種烏克蘭式的條形花領衫，也風行一時。這都是從蘇聯電影上傳來的流行男裝。另外，戴一頂鴨舌帽在頭上，稱作伊萬諾夫式。當然，鴨舌帽也是模仿蘇聯工人老大哥的形象。沾一點兒蘇維埃的邊，就象征著布爾什維克精神。
20世紀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小將們憑著一股無知衝動的狂熱擁向街頭，大破“四舊”，責令商場、店鋪不準出售“封、資、修（古典和外國）”的產品。雖然還沒有文件規定什麼屬於“封、資、修”，但當時隻要涉及名牌、洋氣、古典（所謂名洋古）的服裝，就足以定性為“反毛澤東思想”，一概橫掃、打倒、砸爛。那時，首先遭到衝擊的是西服、婦女燙發、小褲腳管、尖頭皮鞋等；至於化妝品、首飾等，更是被貶斥為糞土。所謂“奇裝異服”的資產階級分子，動輒被大會批鬥、遊街示眾、剃陰陽頭等，受盡侮辱和毒打，甚至因此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