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七下西洋，標誌著中國航海史上一個時代的終結。以此為重大轉折點，雄踞世界前列達17個世紀之久的中國古代航海事業開始由盛變衰，海上絲、瓷之路從此逐漸凋敝、冷落。
但是鄭和淵博的知識、卓越的領導能力、大無畏的氣魄和畢生貢獻於航海事業的開拓精神，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經驗和作出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任何有益於人類進步的業跡，都要求創業者有崇高的事業心和不屈不撓的堅強毅力。鄭和七下西洋之後，曆史長河又流逝了近六個世紀，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已幾經滄桑，然而鄭和船隊與亞非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光輝曆史和偉大業跡，卻千秋萬代，永傳人間！
四、嘉靖海禁的悲哀
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臘海洋學家狄未斯托克利就曾發生過這樣的感慨：“誰控製了海洋，誰就控製了一切。”2500年過去了，這段漫長的曆史證實了他的偉大預言。世界上所有強國都是海洋國家，不重視海洋的國家永遠不會強盛。對海洋的開發和利用若是熟視無睹，漠然視之，那麼，這個民族就一定落伍，被人歧視，乃至被動挨打。
鄭和七下西洋的曆史壯舉熠熠閃光30餘年之後，馬上就黯然失色、偃旗息鼓了。其實，即使在明成祖朱棣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倡導大規模的“航海貿易”的同時，他也下詔頒布了許多自相矛盾的命令。其中一條：一律禁止民間建造海船！還規定將原先民間海船全部改為平頭；各地必須嚴加盤查，防止海船私自出海。他的後繼者更是變本加厲，明宣宗在1433年頒布了一條極嚴厲的法令：沿海軍民，凡告發私自下海者，就可以得到被告者的一半家產；若知情不報者，則罰以重刑。
明朝的“禁海”和“開海”之間的較量，最早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這位開國元勳完成統一大業之後，改革舊製，整肅吏治，實施興修水利、獎勵墾荒等一係列立國安邦良策，很快生產迅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然而，他也做出了一個極為荒唐且糊塗的決策：“片板不許下海！”以致明代以來，航海貿易業日趨衰敗、一蹶不振。當然，朱元璋之所以屢屢頒布“禁海”法令是出自於維持鞏固新建的封建統治。他認為，海外的各個藩國外邦，遠隔千山萬水，即使得到他們的領土也不能保證供給，得到他們的人民也無法發號施令。因此，對海外貿易純屬多餘。
盡管“禁海”政策在明朝曆代政府中基本上占據統治地位，可是“開海”派與前者的明爭暗鬥、拚死對抗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特別是沿海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官員看到“開海”的好處，極力主張開放海禁，以抽取市舶帶來的巨額稅收，來彌補財政困難。這種思想後來在一些禁海派官員中也擴張蔓延，不少人主張稍稍改動先宗列祖的法令。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後，舉國上下反政府呼聲高漲，各地相繼爆發了規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明政府為了鎮壓起義軍大肆招兵買馬，軍事開支日益增加，使得財政收入更加不敷使用。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封建最高統治者意識到，如果一意孤行，仍按傳統決策行事，不但難以維係龐大的軍費開支，而且將會動搖整個封建統治王朝的根基。於是，他們決定開放“海禁”，另辟一條財源“捷徑”。
1567年，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正式上書明廷“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由此延襲達二個世紀的海禁政策開始鬆動了。塗澤民奏折裏提到的“東西二洋”地理概念早已與鄭和七下西洋時期的大相徑庭、相去甚遠。鄭和所指的“西洋”，是廣大的北印度洋水域，而這個時期該海域早已被西方列強所控製，中國商船隊根本無力問津。這時的“東洋”指的是呂宋、蘇祿諸國；而“西洋”則為交趾、占城、暹羅諸國；它們均位於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南海水域，範圍比以前狹窄多了。即使是“東洋”，亦不包括日本，因為明政府已被“倭寇”擾得四處不寧、難以招架。
長期海禁政策的壓抑，必然導致海上走私活動（貿易）日趨猖獗。當時的日本等國家在明政府一意孤行的海洋限製和封鎖下，瓷器、絲綿、紗絹、棉布等中國產品非常奇缺，價格極為昂貴。沿海的漁民和商人看到販賣中國貨“獲利頗豐”，加上生活貧困潦倒，往返日本的航行時間不長，便紛紛下海走私經商。一些財大氣粗的海商更是串聯勾結，占據沿海地區的個別近岸島嶼為基地，公開或秘密地販運。福建、廣東交界的南澳、福建漳州海外的緅嶼島，浙江寧波海外的雙嶼相繼成為中國與海上各國之間互相貿易的物資集散地。其中尤以寧波海外的雙嶼島規模最大，走私貿易活動最為盛行。
雙嶼港距離浙江鎮海60餘裏遠。實際上佛渡水道南端的雙嶼航道，它介於六橫島與浙江大陸之間，寬達4.5海裏（1海裏＝1.852公裏）。其南端的雙嶼門航道的東側是六橫島，西側是佛渡島，南北長4海裏，寬約0.8海裏，水深20米，為船舶往來南北各港的重要航道。航道中央有上下兩個小島，所以明代便將它們稱為雙嶼。
雙嶼在海上走私貿易中占有極好的地理優勢，麵對浙江大陸，距岸１0餘公裏，有集散進出口貨物的方便條件，且航路四通八達。據文獻記載，雙嶼海上貿易最盛時，建有各類館舍１０００餘間，天主教堂和醫院各2所，長住居民達3000餘人，其中葡萄牙人就有1200餘人。
雙嶼港的走私活動驟增，貿易交換頻繁，影響日益擴大，已引起當地政府的不安。1542年，寧波知府曹浩采取突然行動，大肆搜捕走私海商，搗毀了部分走私巢穴和基地。然而，當地士紳早已與走私海商沆瀣一氣，串通一夥，共同與明政府對抗。為避免激起民憤，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明政府被迫暫時放棄搜捕走私海商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