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交通運輸
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鑿、海遠航線的開辟、遍布全國驛站的設置，使元代交通運輸業有了新的發展。
元滅南末後，全國實現統一，南北經濟交流進一步擴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糧食及其他物資，多由江南供應，江南物資主要依靠運河北運。由於舊運河曲折繞道，水陸並用，勞民傷財，極其不便，故忽必烈時有重開運河、另辟海運之議。
元代大運河是逐步開鑿完成的。其中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淮安經揚州至長江的揚州運河，大抵為隋代舊道；徐州至淮安段係借用黃河下遊；自山東東平境內的汶水南下與黃河相連接的濟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開鑿；自山東臨清經東昌（今山東聊城）到東平路須城縣西南安山的會通河，二十年開鑿；通州至臨清段為禦河（今衛河），大都至通州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開鑿。
通惠河自昌平白浮村穿過大都，東至通州，與白河聯結，全長160餘公裏。開工時，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的官吏，都要到現場去“親操畚鍤為之倡”。第二年完成。至此，從北京到杭州三千多裏的航道完全打通，這對於溝通南北經濟，起了積極的作用。
早在春秋戰國時，沿海鄰近港口之間就已經開始了海上運糧，元代為了控製東南和解決漕運問題，又繼續開辟利用海運航道。從至元十九年（1282）開始元政府將大批的南糧北運，這年試運計四萬六千石，以後逐年增加，一般為四五十萬石到百萬石，最高為三百五十餘萬石。為了保證安全，曾改過三次航線，最後確定由平江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瀏河鎮）入海，經崇明三沙、江蘇北邊的黑水洋、在深水中越過東海（今黃海）、山東半島的成山角，然後航入直沽（今天津），再經河道運達大都。又在途中危崖險灘上，白天豎旗纓，夜間掛大燈，這是我國航標信號運用的早期記錄。因海運量大，又省費用，使許多商品亦兼靠海運，南北貨運量大為增加，許多外國海船常到北方貿易。元代經常有龐大的船隊航行於東海、黃海、渤海，這是海運史上的壯舉。
運河的開鑿和海運的開辟，對商業的發展，大都的供給和繁榮，南北交通的暢通，官民造船業的擴大，航海技術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運河通航後，歲運米至大都五百萬石以上，來自江淮、湖廣、四川及海外的各種物資、旅客源源不斷地運至大都；海運糧到元代中期時達二三百萬石，天曆二年（1329）達352萬2163石。據估計，河漕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三四，海運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七八。
陸路交通也很發達。全國各地設有驛站1500多處，其中包括少數水站。在驛站服役的叫站戶。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急遞鋪，每十裏、十五裏或二十裏設一急遞鋪，其任務主要是傳送朝廷、郡縣的文書。驛道北至吉利吉思，東北至奴兒幹，西南至西藏、大理，西通欽察、伊利二汗國，所謂“星羅棋布，脈絡相通”。站、鋪的設立，有利於國內交通的發展和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係。
名家回眸
元朝時期，國內貿易很發達，這是因為元朝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活動奠定了物質基礎，加上全國統一和水陸的發達，鈔法的通行，這就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邱樹森先生指出：回回商人在元代商業活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元代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少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