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讀書人認識到，如果不讀《四書五經》，不學程朱理學，就沒有出頭的一天，所以《四書五經》就成了世人奉為經典的書，理學思想也在這一時刻被確立。這以後，文廟從祀諸賢的座次在元代也已依照理學的道統觀加以排定。1313年六月，仁宗以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和許衡從祀孔廟。1316年七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這樣，全國的文廟製度被統一起來，道學的正統地位及其所宣揚的道統說在這時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批準。
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對元後的明清影響巨大。盡管理學到明末清初時已經徹底沒落，可由於它是官方的正統學說，加上有科舉製的支撐，也就成為中國文化的枷鎖，存在了300多年。
名家回眸
在元代思想研究史中，理學思想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長期以來不受重視。關於理學的傳播，史學家姚大力在其《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中指出：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可以1235年趙複遊學北方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1235年以前，流傳在北方的理學，主要是二程學說的殘支餘脈，同時偶爾也有朱熹之學零星北上，但更多的學者則潛心辭章聲律。理學在北方長期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而且招來相當多的反對。趙複遊學北上則是北方理學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點。
元朝學校教育與科舉製
元代教育中最富特色的教育形式就是社學，社學屬於正規教育之外的、教育麵廣泛的一種社會教育。
元代規定每社設立一所學校，選擇通曉經書者為學校的老師，在農閑時教農民子弟讀書。社學的建立大大加強了對農民的文化教育和農桑耕種技術的傳播，有利於朝廷的統治。
元代的私人教學因受統治者鼓勵而得到充分發展，私學不僅促進了一般教育，還補充了學校教育的不足，更有意義的是私學促進了專門學術研究的發展。
元代史傳中記載了許多靠家學和自學成才的人物，如雷膺、許謙等，反映了元代家學和自學從師現象的普遍存在。私人辦學在元朝也較為普遍，如董土選曾聘名儒虞集的父親虞汲在家塾中教導子弟等，在少數民族及西域諸族居住地區，私人辦學者也不少。據《元史》記載，蒙古族的月魯不花，因受業於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燦然成章”。元開國之初，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哥曾命令其弟在征服西域的過程中，把西域著名天文學家送到國內，請其講授。他還注意學習西 文教學，是我國最先接觸和翻譯歐幾裏得《幾何原本》的人。可見元代各民族學者在興辦私學、研究科學文化方麵都表現出極高的熱情。
元代作為多民族國家，其文化教育在民間以私學的形式廣泛展開，內容豐富，教育涉及專業技術、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方麵，反映了多民族國家多元化共同發展的繁榮景象，為統一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313年（皇慶二年）十一月，元廷下詔科舉取士。
元初，科舉製度沒有受到重視，仁宗即位後，命中書省議行科舉，於十一月正式下詔科舉取士，定於1314年正式實行。
元朝的科舉考試，一般是每三年舉行一次，共舉行過九次。分為鄉試、會試和殿試三層。鄉試於當年八月舉行，蒙古人、色目人試經問、策問二場，漢人、南人試明經、古賦、策問三場。全國共設鄉試會場十七處，從考生中選出三百人參加第二年在大都舉行的會試，會試科目與鄉試相同。從中選出一百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各二十五名，以參加殿試。根據考試結果分為三等，每等從這四類人中各選一人，後增至三人。
名家回眸
書院為傳統教育中非常有特色的機構，在元代普及到全國。王頲在《元代書院考略》中指出：全國書院有400餘處，並絕大多數集中在江南三省，對普及文化與傳播理學有很大的貢獻。徐梓在《元代書院研究》中說：元朝政府在尊崇程朱理學，大力鼓勵書院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書院的官學化，扼殺了書院學術的獨立性。
此外，楊國勇討論了元代教育的四個特點：蒙古文化和漢化相表裏的教育體製，教育發展的起伏不定，學校與科舉關係的鬆弛，創設學習域外文化的教育機構。他認為，從元代的教育設施可以看出當時對教育的重視，學校的課程設置則表明元代教育對科學技術和外國文化的重視，這些都推動了元代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