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推崇私有觀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這種觀念，過往一切價值都將紛然披解，倫理基石將被更換，個人或個體將就此崛起。在私有觀念的拱衛下，每一位個體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從本質上說，私有觀念是一種人權觀，而非財產觀；它所肯定和欲加保護的，遠不僅隻是“財產”和“有錢人”，而是每個人依天賦人權理當擁有的一切：他的身體、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嚴……隻有愚民主義，才將私有觀念曲解成唯獨富人受益之物。事實上，私有觀念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不論他們是貧是富，是平凡是顯赫。它讓社會真正回到對個人的尊重，真正摧毀了基於權力的人身依附。極而言之，私有觀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兒、身無分文的丐民，也比專製製度下腰纏萬貫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不得踐踏，而後者卻隨時可能被不受約束的權力剝奪一切。
私有觀念不立，則平等思想無所由，平權意識無所出。黃宗羲說，君權之下，“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複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仆妾之間而以為當然。”君之視臣如仆，臣之視己為妾，維持著一種卑怯苟且的關係，與“禮之備與不備”全無牽涉（這裏，“禮”不妨換為“理”）。於是，他提出自己心中合理的君臣關係：“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21]——第一，沒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應該是勞動者；第二，隻有分工不同，沒有主仆之分，大家隻是共事者。彼此關係，是互相依存、合作，不能一方發號施令、一方匍匐服從……假如我們對自古以來的君臣倫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驚於他的“肆無忌憚”、“犯上作亂”。過去，我們隻知有李自成那樣的“造反者”，現在才知道，跟黃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麼。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將舊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黃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權，把它從獨大、獨夫位子拉下馬。這不是造反，這是發動一場革命。
總之，中國曆來的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頭暗揣的皇帝夢，到明末，終於有人起來將它徹底擊碎了。皇帝字眼，在黃宗羲那裏已徹底是負麵的存在：“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2]“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類似批判，並不僅見於黃宗羲，實際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例如雍正間呂留良案，案主曾靜在其《所知錄》中，將過往皇帝一語概括為“光棍”，提出對皇帝“成份”加以徹底改造：“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23]此話的重點，與其說鼓吹儒者當皇帝，毋如說鼓吹“知書”方配得上治國。因為“知書”才能“達理”，“達理”才會講道理、不胡來。善意、理性的政治，隻能是講道理、不胡來的政治。對此，他們有原則，甚至也有初步的製度構想。原則方麵，黃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24]，權力不代表真理，權力與真理不構成等式，這與我們今人“反獨裁”是同樣的意思。接著他提出了一個扼止獨裁的辦法，就是“公其非是於學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25]這裏的“學校”，與現在純粹的教育機構有些不同，或可解釋為國家政治人材儲備地。裏麵的人，既是學生身份也是未來的從政者；他們“知書”、有知識理性，當前又置身“朝堂”之外，與烏七八糟的利益無關，大致相當於有獨立見解的專家型政治評議人。所以，“公其非是於學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這樣的環節即便一時談不上政治決策過程民主化，但對君權發生一定約束、製衡作用，顯然是可期待的。其實更重要一點在於，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開、開啟，沿此探索下去，誰能說中國人斷然提不出類似代議製那樣的設想呢？
所以說，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顯表現在新興社會實踐及其代言者那裏，而非表現於別的事情。但何其不幸，這進程卻迭遭兩次隔礙。明末的農民戰爭和滿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於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積重難返、窳敗不堪、千瘡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頂上，內憂與外患，都是一觸即發；最終而言，明朝無論亡於李自成還是亡於滿清，都應該說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則是從曆史大方向來看，內亂和外侵同樣擾亂了中國的腳步；彼時中國，黃宗羲以“天崩地解”[26]稱之，大懷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對於即將到來的變革，“虜”“寇”之亂非但不處於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魚池水幹，恰似黎明前本來極黑暗之際，地平線一縷曙光微微露出卻倏忽消失，轉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當我偶然見到“黑洞”一詞的解釋——黑洞是一種引力極強的天體，就連光也不能逃逸——當即想到，這簡直就是明末的中國。
中國就此與可能的重大變革失諸交臂，令人悵惘。不過，此亦為曆史所常有。對於曆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義，有人待以不可知論，恐怕各有偏至。總的來說，筆者不懷疑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體一時一地之事看，曆史恐怕確實並不像理性主義者講的那樣富於規則、有規律可循，相反，種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情形屢見不鮮。明末這段曆史，便屬於後者。我們曾聽說“資本主義”——不用這個指向性過強的術語，代以“現代文明”一詞也許較好——不可能從東方的曆史和文化自發產生；它另一種意思是，中國通往現代，隻能依靠西風東漸、由外鑠我的途徑，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國之論。諸如此類，非破不可；一因它們有礙我們對更好社會的探索追求，二來也全非曆史事實。對這種論調，如果細致考察過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難不表質疑。當時中國明顯自發地進入了“轉型”通道，這結論應謂毋庸置疑。隻是這一前景，被突發事態攔腰截斷，繼而由於滿清的統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壓製了中國原有的曆史文化苦悶。換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延續“轉型”過程，純屬意外。曆史上，這種意外不在少數遠的不說，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中國曆史軌跡。故而，曆史一麵有其必然，一麵也隨時發生偶然；雖然總的來說，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終歸要實現，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誤與遲緩，也實實在在令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運氣”層麵接受考驗。我個人認為，從“古典”向“現代”轉化中，中國的“運氣”明顯不如歐洲。當然，“運氣”也有在我們一邊的時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後，較之於別處（小亞細亞至歐羅巴大陸一帶），我們的局麵相對簡單，麻煩較少，而能建起比較充分、穩固的農業社會農業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時，曆史興廢不由人意，我們隻有仰而受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們不可以不知其來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錯過它的教益。中國人說，往時難諫、來日可追；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知往鑒今，是曆史對我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曆史包含各種人力難及的啟迪，許多問題，我們窮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許仍不能破解，到曆史中卻能輕鬆找到答案。這就是曆史的寶貴，是它值得我們熱誠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識上，人類有諸多學習的途徑，或者說，有許多師法的對象；在我看來，自然和曆史是其中最好的兩位老師，因為它們從不說謊，也幾乎不會用虛離矯偽的義理誤導你。
【注釋】
[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黃雲眉選注《鮚埼亭集文集選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頁。
[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頁。
[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頁。
[4]《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361頁。
[6]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頁。
[7]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25頁。
[8]順便指出，所謂“五四運動”提出過“反帝反封建”口號，也純屬“錯案”。學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詳備的考據，相當有力地說明當時根本不曾有這口號，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經過去幾年”（亦即馬克思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後方才出現。文見《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
[9]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頁。
[10]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頁。
[11]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頁。
[12]顧誠《南明史》序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第4頁。
[13]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鳳寧徽，《續修四庫全書》五九六·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0頁。
[14]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83頁。
[15]弗蘭克《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第162頁。
[16]弗蘭克《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第159頁。
[17]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頁。
[18]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頁。
[19]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6頁。
[20]北京大學西語係資料組編《從文藝複興到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有關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商務印書館，1973，第115頁。
[21]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頁。
[2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頁。
[23]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161頁。
[24]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頁。
[25]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頁。
[26]黃宗羲《留別海昌同學序》，《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