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罷，我們就不談事實，隻談假設。
人們不止一次在曆史中發現：事實並不總是正確的，有些事實並非曆史合乎邏輯的發展，而是出於某種意外。一個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無從預見的事件突然發生了，擾亂了曆史的進程，一下子使它脫離原來的軌道。這種經曆，我們現代人遇到過，十七世紀中葉的漢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滿清對中原的統治。
我曾一再思索這意味著什麼。盡管今天我們會努力說服自己用當代的“曆史視野”消化其中的民族衝突意味，但當時現實畢竟是，漢服衣冠被“異族”所褫奪。這當中，有兩個後果無可回避：第一，外族統治勢必對國中的矛盾關係、問題係列（或順序）造成改寫；第二，新統治者在文明狀態上的客觀落差，勢必延緩、拖累、打斷中國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關第一種後果，看看清初怎樣用文字獄窒息漢人精神，用禁毀、改竄的辦法消滅異已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滿清統治者來說，此乃題中之義、有益無害，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需要，不這麼做沒法壓服反抗、鞏固統治。但對中國文明進程來說卻隻有害處，是大斫傷，也是飛來之禍、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於第二種後果，曆來有不少論者，對滿清誠懇學習、積極融入漢文化大加讚賞，固然，比之另一個異族統治者蒙元，滿清的表現正麵得多，不過理應指出，在他們這是進步、是提高，中國文明卻並無進步、提高可言——實質是，為適應一個較為落後現在卻操持了統治大權的民族，中國放緩了自己的文明腳步。在先進文化麵前，曆史上兩個使漢人完全亡國的外族，蒙元采取抵製，祚僅百年；滿清以漢為師，結果立足近三百年。它們之間，高下分明。然而兩者有一點相同，即均無裨益於中原文明。自其較“好”者滿清來看，入主中原後，一切製度照搬明代，實因自身在文化上太過粗陋、沒有創新能力，隻能亦步亦趨地仿造與抄襲。
照明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態看，中國曆史此時已處在突破、轉型的前夜，至少，新的問題已經提出。倘若不被打斷，順此以往，應能醞釀出某種解答。滿清入主，瞬間扭轉了矛盾與問題的焦點。先前中國從自身曆史積攢起來的內在苦悶，被民族衝突的外在苦悶所代替或掩蓋；本來，它可能作為中國曆史內部的一種能量，自發探求並發現突破口，眼下卻被壓抑下去或轉移到別處，以至於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強幫我們重新喚醒、指示這種苦悶。
這是一個已經身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於讀史時的所思。毋庸諱言，它帶著很大的猜想性。但這猜想，究竟不是憑空從筆者腦中而來，而是對撲鼻的曆史氣息的品咂與感應。讀計六奇《北略》《南略》、黃宗羲《弘光實錄鈔》、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錄》、王夫之《永曆實錄》、談遷《國榷》……心頭每每盤旋一個問題：這些人，思想上均非對君主愚忠、死忠之輩，不同程度上，還是懷疑者、批判者，卻無一例外在明清之際堅定選擇成為“明遺民”。他們有人殊死抵抗，有人追隨最後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有人遠遁入海、死於荒渺，有人錐心刺骨、終生走不出“甲申”記憶……民族隔閡無疑是原因之一，但這既不會是唯一原因，而且從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幾位十七世紀東方頂尖的思想家和學問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釋，應是他們內心十分清楚，這一事態意味著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國的方方麵麵將大幅後退。他們拚死保護、難以割舍的，與其說是獨夫民賊，不如說是中國曆史和文明的延續性。
“明遺民”是大現象、大題目，人物、情節甚豐，而且其中每可見慷慨英雄氣，絕非人們從字眼上所想的冥頑不靈一類氣質。就眼下而言，我們著重指出明末這段曆史的幽晦與複雜、人性的彷徨與背反，包括社會心理或個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虯結纏繞，並非一部“階級鬥爭史”可以囊括。
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曆史的時間並不長，基本從二十世紀開始。之前，既缺少一種超越的視野（對傳統的擺脫與疏離），也缺少文化上的參照係（不知有世界，以為中華即天下），還缺少相應的理念和工具（對此，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所論頗精要）。以中國曆史之長，這一工作又開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與緊迫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我們卻仍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時間，被限製在一種框架之下，使曆史認識陷於簡單化和概念化，欠賬實在太多。
像明末這段曆史，對觀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說自足、封閉狀態下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可謂不可多得的剖截麵，但迄今獲取的認識與這段曆史本身的複雜性、豐富性相比，卻單薄得可憐。它先在二十世紀初排滿運動中、後在抗日時期，以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觸景生情，兩次引起學界注意，陳去病、柳亞子、朱希祖、孟森、顧頡剛、謝國楨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親自致力於材料、研究，創於蓽路藍縷，有了很好的開端。五十年代起，思想歸於一尊，同時還有各種“政策”的約束，對明末曆史的探問頗感不便與艱難，漸趨平庸。舉個例子，錢海嶽先生窮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亞子、朱希祖、顧頡剛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萬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靜置篋中，直到新世紀的2006年（作者已過世三十八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樣的著作，本來不無價值，但它們的矗立，卻是作為一種警示性標誌，起到排斥對於曆史不同興趣的作用。
曆史是一條通道，現實由此而來；使它保持通暢的意義在於，人們將對現實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於眼前的認識。每個民族都需要細細地了解自己的曆史，了解越透徹就越聰明，以使現實和未來朝較好的方向發展。
【注釋】
[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7頁。
[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524頁。
[3]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3頁。
[4]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上冊，中華書局，1986，第8頁。
[5]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64頁。
[6]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