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午筆記》載有顧杲為哥哥投降事，而寫給哥哥的一封信。頭一句就提到，早先曾收到顧棻於城危時寄回的家書，裏麵“以死自誓”。顧杲說當時睹此語，“弟既痛楚，旋複痛快。蓋悲兄之死，而幸國家有忠臣、先人有肖子。”然而，“不圖今日乃至於斯也！”他批評哥哥：
生死之際，雖難顧天地之慘何似，況罵賊求死，不過一啟口之易耳。城破苟免，一誤也。被執苟免，二誤也。入京而又苟免，三誤也……至於名偽籍，其玷已甚，不可複雲誤矣。[108]
所論頭頭是道：先有“三誤”，及拜“偽職”，則“其玷已甚”，不再是“誤”了。這樣一種經過，適用於降附者中的大多數，除開少數削尖腦袋的幹進之徒。
其實，很多人在投降前，最初都和顧棻一樣有赴死之誌，或表現得並不怕死。例如明末百科全書式通才、“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聞變，走出……潛走祿米倉後夾衡，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擔水者數人至，不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四處找尋的家人找到，逼著他去闖軍處報到（“家人懼禍，已代為報名矣”），他就這樣稀裏糊塗歸附了闖軍。[109]再如庶吉士張家玉，“賊怒，縛柱上欲刳之，顏色不變，異而釋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110]他是因孝而降，沒有滿足朱熹的願望，將與父母的“天理自然”給忠君的“義務”讓道，但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能擔當的人。幾年後，他在東莞抗清，“矢盡炮裂，欲戰無具”，“自投野塘死”。[111]
歸結起來，絕大多數投降者或未能一死了之者，無非隻因心中“私”字一閃念。我們現在管這種情形叫“人性”。比如眷戀生命，比如懦弱，比如猶疑，比如不忍連累家人……哪怕像龔鼎孳那樣，“我原要死，小妾不肯。”這些，本來都屬於正常人性，不高大，但也談不上可恥。照我們今天的觀點，每個人作為生命個體，允許而且應該擁有一點自我的空間，在重大的關頭可以替自己做些考慮。在美國，哪怕是幹了壞事的犯罪嫌疑人，法律也承認他有權首先保護自我而“保持沉默”。而我們的“傳統道德”，不會給個人這種空間。因為我們要求的“忠”，基於人身依附及占有，是個人無條件、無保留地對“所有者”（君主、國家等）的服從和獻出。糟糕的是，這種要求還完全以“正義”麵目出現。
九
以上，是甲申之變亦即北京城陷後的投降情形。等到翌年乙酉之變亦即南京城陷時，又有一次，文豪錢謙益便是領銜者之一。這先後兩次投降高潮，對象不同。北京之降，降於本國暴動者；南京則降於異國入侵軍。在今人眼裏，後者嚴重性大概遠遠超過前者。明人未必這麼看，未必認為投降李闖的罪過，比投降滿清要輕。這也是古代倫理的獨特處。盛傳慈禧說過一句話：“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曆來作為她是賣國賊的證據，其實這種思維在舊倫理中極其自然，我們倘若吃透了“忠”的各層麵關係與含義，即知必然如此，與愛國或賣國反而沒什麼聯係，比如“樣板戲”裏有台詞：“三爺最恨被共軍逮著過的人！”心理與慈禧是相通的。
從洪承疇降清算起，投降問題橫穿兩朝（崇禎、弘光），令人焦頭爛額。對於視“名節”為壓箱底之寶的明朝來說，是沉重打擊。但楊士聰卻有別致的見解：
商周之際，僅得首陽兩餓夫。北都殉節，幾二十人，可謂盛矣。自開辟以至於今，興亡代有，萬無舉朝盡死之理。[112]
首陽兩餓夫，指伯夷、叔齊兄弟，他們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紂後，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楊士聰說，較之商亡僅兩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節，還有什麼不滿意呢？興亡代代有，也並未見過滿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說的乃是實話。跟過往比，乃至包括後世，明代士大夫的“名節”真是最過硬的了。明末殉國者之多，數量或抵得過以前曆代總和。弘光政權幻滅後，殉國者成批湧現，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顧杲等，後都自盡而死。雖然我們知道此一現象深受名教影響，但對死難者本人，我還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為曾經考察過他們的事跡、思想以及時代背景，從而了解做出那樣的舉動並不都是出於迂腐。言及於此，也不能不從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疇，當時與吳三桂是一文一武兩個頭號“大漢奸”，但二百多年後，這種評價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孫中山有《讚洪文襄》一詩，稱道他“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他還這樣回答洪氏後人的提問：
餘致力喚起民眾推翻滿清，目的在於推翻其腐敗帝製。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靈塗炭，力促中華一統，勞苦功高。[113]
政治家思路果然實用。不過“滿回中原”、“力促中華一統”或有之，“避免了生靈塗炭”則是沒有的事，了解過清兵南下史的讀者，心中都有一本賬。關鍵是，曆史究竟有無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結果論（實利）而朝秦暮楚？何況對洪承疇的這一評價，每一句我看亦很適用於吳三桂，為什麼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後來又舉兵叛清嗎？再有，這樣評價洪承疇，置當年快意嘲諷洪承疇、為之殺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於何地？這都令人困惑。
世間曆來有“英雄”和“普通人”之分。我覺得恰當的態度是，對英雄應有英雄的尊重，對普通人也應有普通人的尊重。這不同的尊重，各自體現了一種社會公正與善意。但在中國，有時兩種尊重都不存在。
作為個人行為，投降或不投降，受製於每個人對生命價值的理解與追求，以及氣質、個性等等因素，這些方麵千差萬別，既無一定之道理，也很難一概而論，該褒該貶，要結合每個人具體情況來看。
個人行為之外，還有一個國家倫理層麵，我們需要討論的也就是這個層麵。國家倫理，作用在於鼓勵、引導、規範社會和人民價值觀，告訴他們什麼是正確的，以及怎樣做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投降不論何時何地，都不是國家所願麵對的情形，因為它與失敗相聯係，是不幸的境地。但在不讚賞的同時，能否基於現實，有所容納、諒解與接受，對國家倫理而言；卻是有關理性、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驗。
姑以“貪生怕死”的美國人為例。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士兵隨身攜有“投降書”，是一個長方形布質印刷品，上端是美國國旗，下麵同時用多種文字印了一句話，大意為“我是美國人，請不要殺我……”雲雲。換言之，美國大兵未曾臨陣，政府卻先替他們準備好投降書，且附以國旗給予鄭重認可。比這略早幾年，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大舉進攻菲律賓，美菲聯軍抵抗。到1942年4月，終於不支。5月3日，美軍司令溫賴特中將奉羅斯福總統之命，電令菲全境軍隊停止抵抗，並宣布拒絕投降者將以逃兵論處。
他們顯然不以投降為美事，但萬一事不可為，也並不以投降為恥。很多非常注重榮譽的民族，都曾經能夠投降。例如二戰時德國；甚至文化上與我們相仿、視投降為奇恥大辱的日本，也能做出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在西方價值觀中，投降雖為可悲結局，同時卻也配得上嚴肅的尊重。為使投降安全而體麵，他們甚至聚在一起製訂了優待俘虜的國際公約。
中國文化心理不會讚同這一點，我們對於投降從骨子裏抱以蔑視，甚至曆來有殺降傳統。秦將白起曾經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晚至十九世紀中期，李鴻章也將數萬太平天國降軍盡行誅滅。當時，李的盟友、英國人“常勝軍”統帥戈登異常震驚，覺得隻有野蠻人方能至此。他不知道，以中國文化心理，一旦投降即人格喪盡，不複可享“人”的尊重。
之如此，關鍵在於投降與道德形成了綁定：投降意味著不忠、背叛，而非絕境下對生命的最後一點尊重。這是根源。
當美國大兵掏出投降書、舉起雙手時，無論他本人抑或其政府、國家與人民，都不認為這一行為代表背叛。他隻是無力或不必繼續去做某種徒勞的事情。就本來意義而言，投降隻是當事不可為時，一種以求自我保護的處置。小至個人，大到國家，都可能采取。它和品格、道德無關。不僅如此，從國家倫理層麵上不歧視投降，包含了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它承認，生命麵臨危險時個人有權將其安危置於首位，隻要這對於國家並無實際的損害。如果更進一步，國家應該認為，公民為保護其生命安全所采取的行動，不但不違背，相反恰好符合國家利益。
帝製中國卻沒有這種觀念，它認為個人是皇權的“私有物”，其生命、身體及一切概不屬於自己，他們沒有任何自我權益需要考慮。基於單方麵索取的關係，皇權對其子民提出了終極占有的要求。子民之於君上，不單為之服務、工作，也隨時為之獻上生命。為保證這種關係，建立了一整套人身依附的倫理秩序，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婦為夫死，使社會——從家庭到國家——都納入同樣的邏輯，由此建成一個“名節”係統。
觀察這個“名節”係統，我們除了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態，也看到了曆史的陰影。換言之，這套東西對中國來說，並非自古而然，而是隨著曆史變化，逐漸走到這一步。在漢唐盛世，還沒有這麼嚴苛的“名節”係統；它不是漢文明上升期的產物，卻明顯隨著宋明悲情曆史而凸顯和強化。十六世紀起，歐洲經曆過一次宗教改革；早其四五個世紀，中國實際上也有類似的過程，所不同的是，歐洲從中得到解放，中國得到的反而是束縛。從宋儒到明儒，古典儒學變為新儒學，其結果，中國社會倫理愈益保守。而這一過程，恰逢漢族中國兩次亡國。我們無法判斷在這種曆史結局與國家倫理之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抑或互為因果；但顯然，悲情愈來愈多地投射於民族心理。降附現象在明末喚起的反應，肯定與自信無關，而是十足悲情的流露，某種輸不起或自閉的因素已潛入我們的氣質。
這過程後來還在繼續，還有進一步的發展。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我們清楚明末的情況其實不算最糟，類似楊士聰那種人當時尚能“善終”，如在當代，難乎其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從潘漢年到劉少奇，多少人含冤於“叛徒”名下。“叛徒”、“投降”這類罪名，殺傷力之大無以過之，扣上此帽，連國家主席也無望生還。1975年8月4日，毛澤東又就《水滸》談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114]江青、姚文元等即以此攻周恩來、鄧小平。9月20日，周恩來接受最後一次大手術，推入手術室前，他奮力喊道：“我不是投降派！”[115]其中，有政治的嚴酷，更有曆史的沉重。
連環畫中的劉宗敏形象，崔君沛繪。
劉宗敏，闖軍頭號大將，他在北京拷掠百官甚酷，趙士錦脫身後所寫《甲申紀事》一書，記述親身經曆與見聞，多涉劉宗敏所為。
【注釋】
[1]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7頁。
[2]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頁。
[3]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7頁。
[4]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3頁。
[5]吳偉業《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57—59頁。
[6]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9頁。
[7]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第184—185頁。
[8]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639—644頁。
[9]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4頁。
[10]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58頁。
[11]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74頁。
[12]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17頁。
[13]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72頁。
[14]《明季北略》記為錢位坤。
[15]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4頁。
[16]顧公燮《丹午筆記》一席記聞，《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6—27頁。
[17]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53頁。
[18]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523頁。
[19]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53頁。
[20]文秉《烈皇小識》，《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180頁。
[21]《明憲宗實錄》卷二九二，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1962，第4955頁。
[22]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73頁。
[23]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73頁。
[24]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40頁。
[25]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9頁。
[26]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1—602頁。
[27]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列傳三十二，中華書局，1977，第9633頁。
[28]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6337頁。
[29]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6337頁。
[30]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9頁。
[31]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6337頁。
[32]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11—612頁。
[33]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0頁。
[34]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12頁。
[35]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6337頁。
[36]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中華書局，1977，第13325頁。
[37]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53頁。
[38]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39頁。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22頁。
[39]餘懷《板橋雜記》（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02，第45頁。
[40]孟森《橫波夫人考》，《心史叢刊》二集，大東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39頁。
[41]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中華書局，1977，第13324頁。
[42]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5頁。
[4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500頁。
[4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500頁。
[45]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39—40頁。
[46]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1頁。顧公燮《丹午筆記》遇變紀略，《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8頁。
[4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251頁。
[48]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1頁。
[49]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28頁。
[50]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15—216頁。
[51]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19頁。
[52]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5頁。
[5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00頁。
[54]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5頁。
[55]眉史氏《複社紀略》，中國曆史研究社編《東林始末》，神州國光社，1947，第181頁。
[56]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46頁。
[57]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4頁。
[58]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47頁。
[59]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46頁。
[60]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12頁。
[61]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4頁。
[62]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4頁。
[6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56頁。
[64]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164—165頁。
[65]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3—24頁。
[6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77頁。
[6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77頁。
[68]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49頁。
[69]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43頁。
[70]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0頁。
[7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1頁。
[7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1頁。
[73]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4頁。
[74]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4頁。
[75]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5—456頁。
[76]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6頁。
[77]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7頁。
[78]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58頁。
[79]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77頁。
[80]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77頁。
[81]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中華書局，1962，第3585頁。
[82]班固《漢書》卷五十四，中華書局，1962，第2454—2457頁。
[83]脫脫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中華書局，1977，第9305頁。
[8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八佾第三”，中華書局，1983，第66頁。
[8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學而第一”，中華書局，1983，第48頁。
[8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華書局，1983，第146頁。
[8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顏淵第十二”，中華書局，1983，第140頁。
[8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憲問第十四”，中華書局，1983，第149頁。
[8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華書局，1983，第260頁。
[9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華書局，1983，第336頁。
[9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章句上”，中華書局，1983，第358頁。
[9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離婁章句下”，中華書局，1983，第290頁。
[9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離婁章句下”，中華書局，1983，第291頁。
[94]郭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70頁。
[95]它們是西漢、東漢、宋、明、清。
[96]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力行，《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94頁。
[97]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力行，《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99頁。
[98]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力行，《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99頁。
[99]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力行，《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401頁。
[100]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8—9頁。
[101]盧涇才《殺賊誓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97頁。
[102]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劉子全書》卷之十八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8頁。
[103]宗敦一《大彰袞鉞事疏》，《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657頁。
[104]史可法《論從逆南還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11頁。
[105]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07頁。
[106]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21頁。
[107]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46頁。
[108]顧杲《上兄棻書》，《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47頁。
[109]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585頁。
[110]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618頁。
[111]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849頁。
[112]楊士聰《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9頁。
[113]王宏誌《洪承疇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第410頁。
[11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57頁。
[1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7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