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以來，清廷大行假仁假義。太子若真，於理即不可殺；如欲殺之，則必證其假。故而清廷不遺餘力，以致專門造出一個假袁妃，以坐實朱慈烺為假冒。在整個過程中，凡不知清廷假仁假義真麵目（以為他們將善待崇禎諸子）而出麵指認太子真實者，全都下獄；凡狡黠識相、參透玄機、咬定或改口太子不真的人，全都平安。由此，清廷之於太子一案的固有導向，彰彰明甚。
消息走漏民間。謝陞指太子為假激起眾怒，“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78]；“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79]；甚至有習武之人組成敢死隊，欲救太子出獄。攝政王很快下令，將朱慈烺處死獄中（勒死[80]）；錢鳳覽判了絞刑；另有“十五人皆棄市”[81]。謝陞則不明不白地暴斃，民間謬稱為錢鳳覽鬼魂逼死，“或言攝政王殺陞以謝眾口”[82]。後一說法雖難確證，但從邏輯上推，可能性卻非常高。此後至康熙間“朱三太子案”（定王），滿清盡屠崇禎諸子，以絕明嗣。不特如此，雍正二年，繼假袁妃後，清廷故伎再施，“於旗員中比附一人”，指為“太祖（朱元璋）十三子代王之孫”，封“延恩侯”，混充朱姓後人，“以飾觀聽”，繼續假仁假義之表演。[83]
十一
“行貨正品”現身北京，王之明必不可能為真。恰於此時，史可法接到左懋第就北京太子案發來的密報，於是奏聞朝廷，支持將南太子判為假冒：“是太子不死於賊，誠死於虜矣。北方之太子方殺，而南方之太子又來，此理與事之必無者也。”[84]
至此，南來太子一事可謂昭然若揭，雖有一二疑點，也都不難解釋。如少數北京舊閹一見王之明“抱足大慟”，在此輩而言，與其說發乎理性和明辨，不如說多半是奴性使然。尤其低級別太監，主奴意識根深蒂固，但聞是主子，就不問青紅皂白撲倒在腳下，這種表現，殊不足憑。再有，圍繞王之明南來，是否存在政治陰謀？不大像。高起潛是出於奇貨可居，一旦探得不利，即起殺心，反而可證其除一點私心，之外並無深圖。至於高夢箕，他一是對王之明乃真太子盲目不疑，二是懷抱愚忠，以保護先帝血胤自任，歸案後雖經酷刑，仍對“假冒欺隱至死不認”[85]，且仰天歎息：“我為無賴子（指王之明）所誤。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86]
至於王之明，普通的解釋，是個“神棍”（無賴）、騙子。明末，這種人與事層出不窮。時逢亂世，企望一步登天者，每每以騙牟利。不久前，朱國弼就有一道本章，專請“核勳臣世係，無容冒襲”。[87]吳希哲亦奏“都城五方雜處，假宗、冒戚、偽勳、奸弁橫行不道”。[88]可見問題的嚴重。
不過，王之明何許人也，最終也未搞清。連他是否即“駙馬王昺侄王之明”，都僅出楊維垣之口。所以，我們確實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誰。最刺激的說法，認為“王之明”其實是滿清間諜：
時謂之明之南，乃北廷所遣，以此攪惑臣民也。[89]
真假姑不論，從效果看，王之明完全起到了那種作用。聯想他在杭州高府、元旦觀燈時的造作，大呼大叫，惟恐不引起注意，以及獄中的傷慟、受審時的從容和機智……皆有可疑或表演成分。果如此，這位所謂的“王之明”理應躋身史上頂尖間諜的行列。
南京三案，大悲案以瘋癲始而以糊塗了，童妃案朱由崧堅說假冒而旁人一概不服，唯一明了的其實就是王之明一案。但偏偏此案，反倒懸而不決。其糾結處，蓋即黃宗羲如下概括：“天下之疑，終不可解。而中朝亦有所忌憚，不敢加害。”[90]在當局看來真相已然大白，可輿論卻不以為然；有些人，一開始就想殺王之明，現在他們已有充分根據這麼做，結果反而不敢下手。
確切地說，王之明案騙過了所有人。不光是普通民眾堅信他便是崇禎太子，連朱由崧也落入圈套，認真地擔心皇位難保，事先對幾位講官打招呼，暗示他們作偽證。及至王之明招承，朱由崧於如釋重負之際，又做令人作嘔的誇張表演：
上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尚無子，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內，仍為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91]
另一麵，所有的人對此案又都不無利用目的，致其成為尖銳矛盾的交集物。民眾藉此表達對朱由崧、奸鄙官員及國家政治的不滿；阮大铖為首一夥想借刀殺人；東林—複社集團覺得這是質疑朱由崧合法性的好材料；擁兵自重的軍閥則從中找到起事的口實……各種訴求在此彙聚、纏鬥和衝撞，誰都不放過此事，同時誰也無法單獨勝出、獲利。如果再加上滿清可能是幕後黑手，王之明案的複雜性簡直無以複加。在這種張力十足的結構中，王之明反倒極為安全，毫無大悲、童妃之憂。事實上，案子一直拖到多鐸占領南京，由多鐸在公開場合親自以太子相待，然後隨之北去。神秘王之明就此消失，無人知其下落。
十二
王之明案是壓垮弘光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直接導致弘光政權垮台的左良玉兵變，完全借“太子”事為由。乙酉年三月以來，左良玉連疏交章，謂“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藎”，“及再疏至，乃雲‘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92]時值李自成軍向東南運動，左軍諸將急於躲避，逼主帥以替太子請命之名，移師下遊：
北來太子事起，中外皆讙嘩。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動。澍（黃澍，馬士英死對頭）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方沉吟未決，中一將拂衣奮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93]
奇怪的是，這竟也是造假。沒有什麼“太子密詔”；左軍東來，真正原因也並非伸張正義。這個朝廷，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全部習慣於造假，不單奸鄙者如此，以正義姿態出現的人，也要造假。
說至此，想到曾從某雜誌見一文，開頭這樣寫道：
數千年中國封建史，相當程度上是一部謊言史。“謊言”作為封建專製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是維持專製的製度性手段，也是不斷促使王朝更替的政治性因素。也許整個中國曆史就是一部謊言不斷戰勝真話的曆史。[94]
作者是就鴉片戰爭一些事，發表以上看法。對那段曆史，筆者欠缺研究，不知其論是否切中，但以本文所談明末情形看，頗能符驗。
南京“三案”的共同特點是：一、全都涉及真假；二、全都涉及信任。前者能借《紅樓夢》名句“假作真時真亦假”來概括，後者則恰好可由其下半句“無為有時有還無”去代表。
大悲和尚是假齊王，童妃則被皇帝本人以全部名譽保證絕不是真的；至於王之明，從頭到尾，實際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真實身份。而頂頂幽默的是，三案連環演繹的結果，竟是皇帝本人大有淪為天下頭號假貨的趨勢：
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皆以福王為李伴讀，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當時諷刺詩有：“隆準幾曾生大耳，可哀猶自唱無愁；白門半載迷朱李，青史千年紀馬牛。”[95]
前已述及，有此類議論者頗多，遠不止黃、錢。我們也曾表示，欲使朱由崧變成假冒者的努力，沒有道理，某種意義上也是造假。這就非常耐人尋味，為何正邪二途、對立雙方一致想到的，都是就誠信問題做文章？略作思索，也不難回答：根因就在社會現實本身，權力者靠隱瞞事實來操控社會（從朱棣掩除“靖難”真相始），久之，引起適得其反的回饋：愈說某事為真，愈無人信；一言某事為假，卻一呼百應、趨之若鶩。這是由長期現實雕刻而成的一種心理。
真相匱乏與流失，意味著對謠言的主動培育。權力崇拜極易導致錯覺，以為權力無所不能，包括壟斷事實、主宰視聽；表麵看，屢試不爽，實際則是個信用嚴重透支過程。人們無法與權力對抗，便以報複性方式來規避各種撒謊對自己的損害——凡由權力擔保的信息，人們一概作相反的解讀；哪怕原本真實、準確的信息，也一股腦兒地首先疑為欺詐。王之明案便很典型。最後，一切都將變成非理性的：凡屬公開、權威的信息，都不真實；凡出於街談巷議、不明來曆或被宣布為“謠言”的，都值得信賴。公眾不認為他們在“謠言”的口口相傳中所迷失的真相，大於由權力編織的謊言，社會於是變成“謠言”泛濫的空間。這種情形，其實無人受益；權力的公信力瓦解，民眾一方則深陷混亂乃至恐慌。然而它又極為合理；人們所以如此，說到底是對環境的適應，所謂“適者生存”，在無盡的漶漫消息淹沒下，生存已不取決於“信”，而取決於“不信”。
於是惡性循環。真相愈匱乏，謠言愈有市場。弘光朝在其尾聲，南京空氣已為謠言所充斥，時有記載：“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96]，“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97]，“緝奸嚴密，下役四出擾害”[98]，然而毫無效果，《南疆繹史》稱之“偽益言偽，疑更傳疑”。[99]
最終來看，南京“三案”，非為大悲、童妃、太子而爭，所爭者“真”、“假”二字而已。如李清所言：“百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也。”[100]抑或文秉的概括：“朝廷之上皆曰偽，草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101]社會紐帶完全斷裂，基本維係無處可尋。
乙酉年五月十一日，朱由崧、馬士英出逃後，南京市民從獄中救出王之明，擁上帝位，並抓住未及逃走的大學士王鐸：
“若贗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須發盡禿。挾至之龍（忻城伯趙之龍）處，洶洶欲撲殺。[102]
讀此，又感覺到別樣的悲哀。群眾的眼睛未必雪亮，專製之下，群眾確實很容易成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弘光朝在真相匱乏和謠言肆行中垮掉，而這並未變成人民的機會。他們仍被謊言籠罩，不能走出。他們所做的，僅僅是滿懷一貫受欺騙和愚弄的憤怒，將一個騙子扶上帝位。乙酉年五月十一日這一幕，對中國人來說很值得深思。
【注釋】
[1]夏完淳《續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327頁。
[2]夏完淳《續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327頁。
[3]夏完淳《續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327頁。
[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50—151頁。
[5]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67頁。
[6]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498頁。
[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51頁。
[8]此據《甲乙事案》。《鹿樵紀聞》為“朱世傑”。
[9]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頁。
[10]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頁。
[11]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頁。
[1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09頁。
[13]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頁。
[14]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29頁。
[15]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09—510頁。附注：本段引文，原句逗未盡妥帖，筆者有所改動。
[16]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3頁。
[17]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3頁。
[18]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3頁。
[19]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41頁。
[20]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02頁。
[21]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頁。
[2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11頁。
[23]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3頁。
[24]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427頁。
[25]以上據《甲乙事案》和《明季南略》。
[26]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7頁。
[2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4頁。
[28]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5頁。
[29]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0頁。
[3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63頁。
[31]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46頁。
[3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56頁。
[3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5頁。
[34]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5977頁。
[35]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5889頁。
[3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4頁。
[3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4頁。
[3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頁。
[3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頁。
[40]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74頁。
[4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187頁。
[4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32頁。
[4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187頁。
[44]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15頁。
[45]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頁。
[4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4頁。
[47]霅川溫氏原本、古高陽氏勘定《南疆繹史》（勘本），《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五冊，巴蜀書社，2000，第166頁。
[48]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96—397頁。
[4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6頁。
[50]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32頁。
[51]霅川溫氏原本、古高陽氏勘定《南疆繹史》（勘本），《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五冊，巴蜀書社，2000，第165—166頁。
[52]以上均見霅川溫氏原本、古高陽氏勘定《南疆繹史》（勘本），《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五冊，巴蜀書社，2000，第165—166頁。
[53]計六奇《明季南略》（琉璃廠半鬆居士排字本）卷之六太子雜誌，《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六冊，巴蜀書社，2000，第531頁。
[54]以上，除另注明的外，均自《爝火錄》卷九，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7頁。
[55]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26頁。並見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頁。
[56]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頁。
[5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28頁。
[58]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7頁。
[59]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28頁。
[6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74頁。
[61]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7頁。
[6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75頁。
[6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75頁。
[6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75頁。
[65]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5頁。
[66]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9頁。
[67]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13頁。
[68]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0頁。
[69]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9頁。
[70]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30頁。
[7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1頁。
[72]《清實錄》第三冊《世祖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第117頁。
[73]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25頁。
[74]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中華書局，1974，第3657頁。
[75]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25—26頁。
[76]《清實錄》第三冊《世祖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第117頁。孟森《明烈皇殉國後紀》引此段時，標為《東華錄》；包括後麵對袁妃事的引證，均標《東華錄》。蓋《東華錄》，史料上與《實錄》同源，以國史館在東華門內，故題《東華錄》。現在習慣上視《東華錄》《實錄》為兩種史料，孟森當時則未區分，特予說明。
[77]孟森《明烈皇殉國後紀》，《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30頁。
[78]孟森《明烈皇殉國後紀》，《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2頁。
[79]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33頁。
[80]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71頁。
[81]《清實錄》第三冊《世祖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第117頁。
[82]孟森《明烈皇殉國後紀》，《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2頁。
[83]孟森《明烈皇殉國後紀》，《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70頁。
[84]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71頁。
[85]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79頁。
[86]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19頁。
[8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64頁。
[88]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27頁。
[89]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5頁。
[90]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71頁。
[91]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67頁。
[92]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86頁。
[93]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42—343頁。
[94]趙健偉《謊言下的鴉片戰爭》，《同舟共進》，2009年第12期。
[95]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30頁。
[96]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70頁。
[9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72頁。
[98]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47頁。
[99]霅川溫氏原本、古高陽氏勘定《南疆繹史》（勘本），《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五冊，巴蜀書社，2000，第166頁。
[100]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09頁。
[101]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33頁。
[102]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