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後政治詩學
90年代的詩人被無形的曆史之手推向煉獄的入口處——這是他們大部分人樂於尋求的精神歸宿。某種並不明晰的贖罪意識支配了年輕一代詩人，並且成為他們重新尋找主題和表意策略的出發點。在曆史的斷裂處，已經無路可走，對於思想和表意策略都麵臨改弦更張的一代的詩人來說，就勢落入一片精神深淵——以個人的方式隱蔽於其中，這幾乎是絕處逢生的機遇。這對於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等本來就熱衷於知識的詩人來說，更有一種如歸故裏的驚喜。也許從一代人或個人的命運來說，我的這種推斷過於殘忍——這些人都是忍受著精神重負和思想空白而艱難地疏理個人的詩性歸宿。但這些曆史條件又確實使這些詩人突然找到曆史脈搏——曆史終結（死亡？）的脈搏，他們突然有能力理解現實及其未來的道路。我們不得不承認，90年代的這批詩人，盡管他們個人風格相去甚遠，依然有小團體的恩怨摻雜於其中，但他們確實把漢語詩歌寫作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過去的詩人少有人如此堅決地思考個人的境遇和抉擇。
王家新在90年代幾乎是借助了曆史之力而迅速完成個人性建構的。他早期的詩作帶有濃厚的人文地理學的色彩。從南方到北方，他奇怪地為北方的風景所震撼：曠野∕散發著熱氣的石頭∕一裸樹。馬的鬃毛迎風捧起∕騎者孤單的躺到樹下∕夕陽在遠山仍無聲地燃燒∕一到夜裏∕滿地的石頭都將活動起來∕比那樹下的人∕更具生命（《風景》，1985）。
詩人解釋說：“在北京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某種精神性的東西，而這主要取決於中國北方那種嚴峻的生存環境，開闊的天空，秋天橫貫而過的大氣流，在霜寒中變得異常美麗的秋葉，以及更嚴酷，但也更能給我們的靈魂帶來莫名喜悅的冬天。”（《回答陳東東》）詩人意識到，北方大自然景觀、氣候和文化政治環境潛在地作用於內心生活。在北京的生活，使“一種從疼痛中到來的光芒，開始為我誕生”，由引形成了他1988年、1989年以後的詩歌——更重要的是，“它在要求著一種與之相稱的個人詩學的建立”。在他的詩中開始了一種與整個北方相呼應的明亮，而這正是詩人“忍受住一切想要達到的”。在題為《北方劄記》的詩中，詩人寫道：“現在，我幾乎可以確信∕在這裏，在山與季節的閃耀中∕這是北方的精神……”
寬泛的“北方精神”尚難以磨礪個人的思想銳氣，正是90的年代的特殊的曆史境遇，這使退回到個人精神深處的敘事具有了特殊的思想蘊含。王家新與歐陽江河和西川有所不同，他並不過分刻意強調語詞的修辭策略，但他不斷地審視個人的現實境遇。不斷地借用西方或蘇俄的思想資源，王家新構造了一種“後政治學”的表意策略。1989年以後，王家新以《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和《帕斯捷爾納克》兩首詩而引人注目。在關於個人的現實境遇的書寫中，不斷地指向無法更改的時代命運：“命運奪走一切，卻把一張∕鬆木桌子留了下來∕這就夠了。∕作為這個時代的詩人已別無他求……”（《瓦雷金諾敘事曲》）。詩人坦誠地說過：“在某種艱難時刻，我的確從他那裏感到了一種共同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一一種靈魂上的無言的親近。”帕斯捷爾納克，前蘇聯作家，在蘇聯專製時代寫作《日瓦戈醫生》，他的信念與良知令詩人肅然起敬。王家新在詩裏寫道：
“不能到你的墓地獻上一束花∕卻注定要以一生的傾注，讀你的詩∕以幾千裏風雪的穿越∕一個節日的破碎，和我靈魂的顫栗∕終於能按自己的內心寫作了∕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心生活∕這是我們共同的悲劇……”
無法確證自我，也看不到現實延續性，執拗的詩人除了從一係列的異端曆史資源中去建立個人的思想檔案外，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呢？他的詩裏總是大量出現西方文化場景，不斷地重寫那些現代歡經典作家和詩人，發掘他們的精神，構成王家新寫作持續性的主題和靈感。卡夫卡、布羅茨基、葉芝、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都是他不斷引以為自況的精神之父。追求精神的絕對性，把個人放置在非現實化的語境中，這是王家新的反複表達的意向。在一首獻給海子的詩中，詩人的表白對自己實施一次精神洗禮：“現在，我是世界上，最後~∕向你祈求的人”。詩人有膽量自我標榜為“最後一個……”也可以看出詩人對自我精神的絕對性之重視。
不管王家新如何渴求個人的內心生活，這已經與80年代迥然相異。個人生活的建立，不再依賴對現實改變才能獲得者得——這代詩人已經對此完全不予考慮，他們進一步的思想伸越也就隻能依靠語詞的修辭體係。重新尋求精神信仰的第三代詩人，以回歸文本來作為消解意識形態的表意策略，由此出現奇怪的包容性：崇尚神性的現代主義精神，與後現代主義式的修辭學構成一種悖論式的統一。王家新雖然是最早意識到寄望於語詞來打開一片新的思想天地，但他隻是思考語詞本身，而並不大規模實踐語詞的表意係統。於是，“詞語”被迫切提到寫作議程。990年，王家新寫作了《詞語》一詩，可以看做是這批詩人轉向詞語的標記之一。
在這首詩中，王家新寫道：“——它們是來自煉獄的東西∕尖銳、明亮、不可逾越∕直至刀鋒轉移∕我們終因觸及到什麼∕突然恐懼，顫栗”。關於詞語的恐懼症也是一種關於詞語的崇拜症，成為填補意識形態真空時期的精神素材，而文本則成為醫治失語症的唯一藥方。在這裏，藥方是病症的自我表現，因為藥方的存在而引發了相關的症狀。宏偉敘事突然解體，或者說意識形態不再具有超強的整合功能，個人的寫作隻能麵對個人的語言符號，還有什麼比詞語的存在更為直接，更為單純的呢？詩人巳經完全被拋到社會的邊緣，與其被曆史選擇不如選擇曆史，文本既是自我的精神飛地，也是拒絕社會的唯一屏障。“語詞”就這樣成為一個新的童話。
王家新的“恐懼”和“顫栗”來自於他自認為由此抓住了“後政治”詩學的本質，同時也包含著對語詞成為詩學全部基礎的恐懼。這是一個無邊的煉獄苦刑，這裏麵可能有無盡的思想深度。王家新不同於歐陽江河之處在於，歐陽江河在語詞的修辭框架中不斷表現思想的狡智，連續地在差異的意指鏈中閃爍其辭的“小思想”——總是那麼無可挑剔卻令人驚異的聰穎、機智和優美，如同一隻智慧之狐；而王家新總是在一個方位上持續地挖掘，他似乎永遠找不到思想的終結之處，他像一隻無法停頓的思想穿山甲。90年代初期，王家新還專門寫就了長篇散文詩《詞語》。這類類似詩的散文，或者說是詩片斷，表達了詩人直接對語詞的運用和思考。王家新說：“從‘詞’人手不是從所謂抒情或思考進人詩歌，導致的是對生命與存在的真正發現，並且引領我漸漸從根本上去把握詩歌。現在對我來說，不僅詩歌最終歸結為詞語，而且詩歌的可能性，靈魂的可能性，都隻存在於對詞語的進人中。”王家新讚賞布羅茨基評論曼傑斯塔姆時說的話：“這一切是我們的變形記，我們的神話。”
1998年，王家新發表長詩《回答》，試圖去講述個人的生活史——真實的故事。這是一個典型的私人性的故事，甚至可以說就是詩人本人經曆的真實變故。一種被深刻改變的生活，“變故”不隻是曆時性的自然變異，這一切被不由自主地卷人第三世界敘事邏輯。個人生活的起源和變故與曆史本身的政治學敘事交織在一起，懷舊的追憶，都具有了民族寓言性的史詩特征。在這裏，詩人一如既往地大量觸及到西方的文化資源，但這一次似乎帶著深重的東方式的傷感。所有關於東方（中國）的敘事，都帶有濃厚壓抑性的色彩和失敗主義的味道：“我的主人公，命中注定隻能來自∕北京的一條小胡同……”；“……如同我們仍住在∕北京西單那兩間低矮而潮濕的老房裏”。而關於西方的敘事則帶著某種程度的反諷意味：“你開著你的舊尼桑，駛向你學習和執教的美麗校園，或是準備著又一個烤肉聚會∕在仿中產階級的後花園裏，間或來信‘過得怎樣’？”
在這一個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中，也許隱藏著一個關於背叛的故事，並且以東西方衝突的經典對立結構加以敘述。耿占春認為：“《回答》是詩人力圖把幾乎淪為一場喜劇的生活轉化為現代悲劇的努力。是把無意義的、破碎的經驗體驗為一種命運降臨時刻的命運感應力。”（參見耿占春：《沒有故事的生活》）詩人努力去敘述個人生活的破裂狀況，這一切都有意地運用日常性的生活表象加以呈現，但個人的命運沒有擺脫第三世界的集體命運的結局。也許這就是耿占春所說的“喜劇性的生活”，其中隱藏著的現代悲劇命運。詩人說：“我也幾乎不再關心∕自己是誰，而隻是想說：這就是我們的時代∕——你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的真實∕隻是這部偉大傳奇中的一個細節。”王家新這批詩人後現代主義式的修辭敘事，總是包含著現代主義式的意念。但這首詩確實反映出王家新的微妙變化，在現代性的敘事語境中，重新審視東方主義式的個人的命運。這與他過去關注西方的異端文化，並把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作為自我救贖的全部依靠已經很不相同。
西川：隱秘的詩性
90年代初，西川提出一個有意義的概念：詩歌的敘事性。80年代詩歌的歌唱性意味著把個人情感轉化為時代宏偉理想的衝動；而90年代的敘事性，則是把公共事物轉化為個人直接經驗的努力。敘事性看上去強調了外部社會，但公共曆史被個人經驗重新編碼，公共曆史變成個人內心生活的一部分。這可能是90年代一部分詩人變得沉靜、書卷氣和尋求神性關懷的美學基礎。在企圖擺脫曆史困扼的後個人主義式的努力中，也可以看到西川具有伊賽亞柏林式的“消極自由”思想。如果說，歐陽江河用語詞的差異性修辭不斷造成一係列關於存在否定性的思想，那麼，西川則用他的敘事性去重建一個反公共性的私人性生活。西川執拗地從公共曆史退出來，但並不等於他完全回避曆史，也可能是他過於關注語詞的修辭美感，他的曆史關懷隻是隱藏於內心的，現象學式的懸置結構。
西川曾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曆史，使他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的曆史和個人的生活變故，他意識到過去的寫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當曆史強行進人我的視野，我不得不就近觀看，我的象征主義的、古典主義的文化立場麵臨著修正。無論從道德理想，還是從生活方式，還是從個人身份來說，我都陷人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狀態。所以這時就我個人而言，尷尬、兩難和困境滲人到我的字裏行間。”但這並不意味著西川的寫作此後就更加關注外部世界的公共曆史，他不過開始用個人的眼光審視那些公共事物，使之成為個人經驗的一部分。
西川早期的詩就試圖去洞察事物不可知的內在秘密：“有一種神秘你無法駕馭∕你隻能充當旁觀者的角色∕聽憑神秘的力量∕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信號∕射出光來，穿透你的心……”西川罕期深受歐美象征派詩人葉芝、瓦雷裏、梅特林克等人的影響，他熱衷於書寫自然事物，從中發現超越人類社會的那種不可知的力量。西川一度還試圖從書本中發掘詩的文化資源（如關於李白杜甫的詩（《李白》，《杜甫》），這可能是一個極端熱愛書本而回避現實的詩人在特殊的曆史時期不得已而為之奇怪舉動。追求神性、秩序、和諧與永恒，這構成了西川這種有古典情結的詩人的特殊的思想氛圍，這在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主題，在90年代隨著數名詩人的自殺而成為必要的生命底蘊。在一首紀念海子的詩中，西川寫道：“你沒有時間來使一個春天完善∕卻在匆忙中為歌唱奠定了基礎∕一種聖潔的歌唱足以摧毀歌唱者自身∕但是在你的歌聲中∕我們也看到了太陽的上升、天堂的下降∕以及麥子迎著南風成熟∕以及鷹銜著黑夜飛過姐妹的田壟”（《為海子而作》）。海子在90年代初中國詩壇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象征，也是第三代詩人的自許，海子之後還有數名詩人自殺，他們大都是西川的至友，對西川的精神震動當是不難推測的。西川本來就對神性、終極一類的觀念懷有信念，現在則更是堅定不移。正如崔衛平所說：在布滿喧囂、怪異、失落、裂痛的現代作品之中，“西川居然不分裂也不混亂，居然顯示出和諧、沉思和光明的某些特質……在世界的慘痛之後，他還要讓它再完美一次”。
對於西川來說，“神性”並不是他要反複陳說的主題或詞語，它探植於事物的不可知的變異之中。西川聲稱的古典性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現代主義的範疇，那些關於永恒的觀念，關於信念和神性，這些也是現代主義者反複吟詠的主題。倂西川並不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一個年輕的衛道士，在很大程度上，西川的詩具有相當強的包容性。這個經常對後現代主義持敵視態度的人，在他的“敘事詩學中，包含著相當多的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觀念。在把神性或永恒改變成一係列變異的敘事時，西川不斷地觸及到可知的神秘性——這種典型的現代主義詩性，卻斷地借助後現代主義詩學加以表現。
在西川強調詩歌的敘事性特征時，他開始關注外部社會的生活過程，但這些過程並不是以現實既定的邏輯性展開並形成連續性的曆史，而是以變異為中介，向著不可知的領域不斷轉化。在那些日常性的，可把握的生活事物中，西川關注的要點依然是轉化為個人經驗的事物，它們總是在切近本質意義時，向著神秘和不可知轉變。組詩《彙合》，作者寫於1989年10月，改定於1990年4月，詩人試圖去寫作這個時代的精神史。這首詩廣泛運用象征和隱喻的手法，時空變幻自由不定，紛至遝來的意象群隱含著作者對當代中國政治無意識的強有力的揭示，並且由此預示著對集體無意識的深刻剖析：“這或許是一種全體的應和，∕是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盲目∕混合著針對自我的驚訝與彷徨……”
在進人曆史領域時，西川還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或許是因為中國的書報檢查製度使詩人不得不采取過分變形的意象，使用過多的轉折和隱喻去表達對現實的批判思想，思想的明晰性要打折扣。但所幸的是，詩的敘事性並沒有關注龐大的曆史事件，而是不斷返回到個人的日常性生活，這使西川的敘事具有生活的刺痛感。個人經驗，個人無法進人公共曆史的苦痛，可以看出詩人對生存困境毫無保留的揭示，以不可屈服的精神麵對命運的勇氣：“有多少心血無法寫進這書中∕這未完成的聖典：我的記憶，我的夢∕什麼樣的缺點使我偷生人世∕屢次望見神秘的百合飛向太空——”⑤。不斷地回到私人經驗，反省個人的抉擇與命運構成的頑強衝突，西西弗斯式的命運抗爭，在西川這裏以更加細致的智性思索加以表現，不斷地對個人存在的真實性加以鑒別，《彙合》在把個人從集體無意識中剝離出來之後，寫出了個人曆史的刺痛感與不可遏止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