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一方麵不屈地去揭示命運的不可知的悲劇本質，另一方麵，他總是不懈地去表達對生活的內在隱秘的摯愛。西川是個愛好生活的秘密事物的人，秘密是賦予事物深度本質（生命）的另一方式。他能發現那麼多的秘密，他造就了一個單純而又無比豐富的生活世界。西川在不停地穿越此在的途中，隨時反省個體經驗，從日常性的事物發現秘密，從而把握形而上的思想。這些詩句總是在觸及那些複雜的公眾曆史的時刻而回避了它，結果西川總是選擇與私人性事物對話。西川說：“說出一個秘密便有鴿子飛來∕說出一個秘密便有馬蹄蓮盛開……”但是，什麼秘密呢？“今夜樹木是孤獨的∕盡管它們摟抱在一起”，隻有孤獨的個體行走在夜的街燈下，它的恐懼來自“一隻冰涼的手”，當然，也有暴力，但是有可能“轉身”或“逃走”。多麼單純的“北方的夜”！公眾的曆史消失了，也就沒有秘密可言，陰謀和暴力取諦了之後，存在就變成個人的事了，那是感覺和體驗，而不是秘密。
從整體上來說，西川一直在反抗公共曆史，而沉浸於書寫個人化的曆史，優雅的、聰慧的個人史，這是中國龐大的曆史一直被抑製的不在的曆史。詞與物是這一代詩人關懷的核心，不再去關注龐大的政治思想史，而僅僅是詞義，對詞義的私人性處置，這也是（就是？）抵抗主流文化霸權的有效方式？總之，西川特地去寫作《近景與遠景》這種隨筆式的雜文，這裏的詞與物完全脫離當代社會現實。他看到的“近景與遠景”多數是“牡丹”、“小妖精”、“陰影”、“幽靈”與“海市蜃樓”，即使說到“國家機器”，那也不過是一個神話或宗教。當然，人們有理由懷疑西川擺脫公眾曆史的虛妄性。與其說他在這裏試圖放棄對抗式的寫作，不如說隻是回避宏大的關切民族一國家的寓言體係。“敘事性”因此也就成為一種修辭框架，它不再指向宏大的曆史敘事，而隻是語詞的自我敘事。
1997年，西川發表了長詩《厄運》（詩集《大意如此》），對人的卑微命運進行一次深入的解剖。人被投人命運卻無從選擇，隻能被命運拖著走。西川在這首詩中主要采用反諷手法，對各類身份不明的“他”的日常生活進行敘述，表明人並不是天然地就具有人的尊嚴，表現出人要成為一個“人”所要付出的代價。西川提示出一幅個人生活失敗史，是如何被一個看不見的曆史命運所支解損毀。也許與西川過去對生活的認識有些不同，這首詩似乎表明個人曆史沒有成功的希望。這首詩把90年代詩的敘事性特征推到極端，描寫性的、白話式的、口語式的句子，與一些簡明扼要的象征隨意混淆，不失時機地製造反諷的快樂。古典式的情結和現代主義的精神，在這首詩中已經為某種反諷性的解構所替代。不管如何，語詞的修辭手法巧妙地繞過了宏大思想缺席而遺留的空白地帶，這使詩人可以從局部，從個人的直接經驗去，關切我們生活正在喪失的價值，他的書寫既是一種絕望，也是一種解脫。
1998年
哲夫：人欲的神話
1997年秋天，哲夫從西北來到北京，手上提著他新近出版的10卷本《哲夫文集》。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情景，它象征著當代中國文學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開它的生存實踐。很難想象，10年前，一個40出頭的半職業化寫手，可以在數年之間完成近四百萬字的寫作和出版，並且以可觀的銷量在圖書市場不徑而走。這一切令人驚異，難以置信，但它又是置放於我們麵前的事實。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願意不願意接受，哲夫的存在就是一個無法拒絕的神話，是當今中國“曆史之手”正在書與文化神話的一一次毫不掩飾的表達。這個神話正在中國文化狂歡節的中心化地帶強行崛起，並且將以更大規模、更快的速！在中同文壇的邊邊角角湧現、複製和再生產。不理解這個神話不關注這類現象，就無法把握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化。
作為一個成功的象征符號，哲夫的寫作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他把自己的小說定位為具有環境保護意識的“綠色文學”。從整體上看，哲夫的小說敘事始終貫穿著關切大自然這一主題，可以說哲夫是第一次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直接而全麵地反映了人對自然的破壞，以及人類必然遭遇到的惡果這一綠色和平主題。這正是哲夫的過人之處，他能抓住某種醒目的時代標誌，他不是穿著鮮豔的袈裟和過時馬褲出場，而是以最具有概括力的封麵主題自我定位。他的那些關於環境保護的敘事，極為成功地把人類的生存狀況與環境危機相關聯，而具體的敘事中，他巧妙地以人物為敘事中心，毫不猶豫地把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衝突推到背景。就這樣，在哲夫的具體敘事中，對人欲的揭露始終被突現出來。也正是對人欲的充分而徹底的表現，使哲夫的小說敘事顯示他的審美取向——並且顯示了這個時期相當重要的審美流向。讀解哲夫，也就是讀解這個時代的美學地形圖，那洋洋大觀的10卷本鴻篇巨掣，隱含著這個時代無法遏止的傾訴衝動和閱讀欲望。
人欲、無法遏製的人的占有欲，征服欲，掠奪欲……在哲夫的小說敘事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人欲對自然的侵占構成一個龐大的敘事背景，而人與人的欲望化關係則是哲夫小說表現的實際前景。《天獵》描寫了人類與狼群的對立，狼這個陰險狡詐的動物，在哲夫的小說中卻是人類的受害者，人類無止境地侵占大自然，剝奪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並且愚蠢瘋狂地毀壞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應該說哲夫的主題指向是明確的，但人欲的充分表現，則使人和自然的關係退居背景。那些男女的欲望化關係構成哲夫敘事的真實主體。《獵地》、《獵天》試圖表現人對自然資源掠奪所引發後果，但與通篇關於人欲的充分表現還是不可等量齊觀。《蠕動》雖然發出“救救地球”呼喊，其重點筆墨依然是人的情感糾葛，愛欲與生存的希冀等等。《獵人》的故事有相當大的曆史跨度，主要是以倒敘手法講述日本侵華時期日本女人在中國的遭遇，其對人欲的表現也是令人歎為觀止。至於《心魔》和《雜色》等以當代故事為主體的小說散文雜記，則更是對人欲和情感的直接書寫。
對人欲進行徹底全麵的揭示，純粹質樸而不加掩飾的欲望化話語，哲夫創造了這個時期最宏大的欲望化奇觀。《天獵》可以看成是哲夫代表作。這部小說當然有不少篇幅涉及到人與自然衝突的情節和場麵，不少地方以濃烈的情感描述批判了人類對自然的蠻橫掠奪和侵犯，以及人類必然要遭遇到的報應，其環保意識是無庸置疑的。但在調動人與自然衝突的那些場麵的時候，哲夫的敘事沒有按捺住對人類的生命強力的讚賞，盡管說，對動物的生存權力的強調是與對人類的反自然的本性的揭示等量齊觀的，人類剝奪了狼群的存在，他終究是要受到自然的懲罰。但從中卻不斷透示出通過人與自然（例如人類與狼群的搏鬥）的衝突，來展示人類的頑強意誌和不屈的生命力。而這一主題，與整部小說強調表達的人類生命欲望一脈相承，更像是人類欲望表達的背景和必要的情緒補充。說到底，人欲的表達始終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
這部小說在敘事上應該說&得相當自由灑脫，對人欲的表現可以說相當出色。小說敘事由男女的欲望化關係導引，由人欲引導出人與自然的衝突，在這裏，人與自然的衝突既是強化情緒的片斷，也是一個必要的背景。喬這個鄉村青年，在家鄉開礦致富，來到沿海特區，在無數個女人之間周旋，最後死於非命。人的欲望化本質的實現，就是人的本質的不斷異化的過程，這與人對大自然的掠奪與侵占是相互關聯的。當然，在哲夫的敘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並不是作簡單化的二元對立處理。自然的背景，人與自然的關聯，這一切與人欲的複雜性的表現得到同步的反映。在人對自然的征服中，人類也表現了他的生命強力。喬的父輩與自然搏鬥，與狼群搏鬥，他們勝利了，也失敗了。人從自然那裏掠奪去多少，就要歸還多少。哲夫在遣責人類的同時，也狂熱地表現人的生命強力。
在他表現人的那些欲望化關係時，他不斷地用那些反反複複的情感糾葛來表現人性的多麵性和複雜性。《天獵》中的那些關於人欲的揭示，並不是僅僅由一些欲望化的場景構成，哲夫在表現人性的複雜性和人的心理的多麵性方麵，還是作出相當的努力。喬在家鄉的女人與一群城市女郎之間遊走，他抹不去的鄉土氣息，總是使他在城市白領麗人的情感糾葛中找不到準確的感覺。自卑與自尊，自信與自虐，使這個暴發戶忘乎所以又無所適從。哲夫既看到他的卑劣，他的無恥的欲望，也更多的表現他的自強，他的拚搏。父輩與狼群搏鬥的力量，現在在他這裏成為獲取金錢的生命動力。哲夫不加修飾的敘事有時會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些原本是作為主旨來表現的東西（例如，自然所遭受到的破壞），在具體的敘事中轉變成背景；那些作為對比關係來表現的東西（例如，關於鄉村的記憶，父輩的曆史）卻可以轉化為人物性格發展的曆史延續性的因素；反之，那些曆史連讀性的因素也可以作為對比關係來運用。這或許就是文本自身的結構力量。
對自然的關切，終究回到人本身，自然環境不過是人欲表現的必要環境，這使人欲的表達具有了合法性。但哲夫的小說也並不僅僅依賴自然環境，在曆史環境中來表現人類經受的磨難以及被歪曲的人性，這也是哲夫小說敘事的重要方麵。應該說《獵人》是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小說，小說敘述二個日本妓女在日本戰敗後流落中國西北農村的故事。這個具有傳奇件的故事試圖以世界主義的態度竭力去表現人類不幸遭遇，作者的主旨在於反對戰爭。哲夫的邏輯推理也許十分有趣，他的出發點依然是關於人類的自然環境汙染問題，那些關於自然環境保護的警句格言不時出現在各個章節的引言部分：“比較一下城市崛起的速率和綠色植被銳減的速率多麼驚人，隨著一次一次工業革命的興起，綠色植被消失得多麼驚人！”但環境汙染再次被歸結為人類的欲望。
作者說“不消滅戰爭，消滅汙染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戰爭之類的罪惡當然植根於人性的惡。第九章的標題就明確道出：“最大的汙染源是人類的私欲”。哲夫的敘事再次把自然與人類的生存狀況聯係在一起，小說敘事采取平行的雙重結構，羅斯教授與寧菲小姐在現在時間裏的關於環境保護的對話，與二位日本妓女在二次大戰時期的經曆構成相互指涉的關係。環境保護的議論像是一種硬貼上去的思想標簽，而小說敘事著力刻畫的則是二位日本女性與中國男人的欲望化關係，以及當代人某些扭曲的生活。哲夫盡力要表現的依然是人欲之惡是如何支配了人類的生活。盡管其中也不乏對人性之善的表現，但總體匕作者力圖去揭示人性之惡如何威脅著人類的生存曆史和現實。在狗子與苗子之間，二老漢與恭子之間，人欲之惡的間隙時常折射出一些善良的光圈，它們使人欲的表現顯得更加細致和生動。對人欲的揭露為更多的對欲望化關係的津津樂道所替代。
是什麼促使哲夫如此竭盡全力去表現人欲？按照哲夫自己解釋，其出發點在於他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關注。哲夫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把這一狀況推延到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在他看來：“人類目前的生存狀態或是在自然中的處境已經很不妙，所以我想借這套係列長篇提請所有在這個地球上生活的人類關注這一點……因為事實上人類的生存狀態已經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危險關頭，必須認認真真的從人類學的角度對這些年來人類集團的發展進程和每一個人類的自身行為方式做一種深刻的反省和再認識——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宏觀到微觀，從思想到行為，從自然狀態到人文環境，做一個全方位的掃瞄和審視以及再認定，在否定之否定中重塑和再造人文精神和行為……
從這裏可以推論，哲夫對人欲的揭示基於他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況惡化的關切，而自然狀況的惡化歸根結蒂是因為人類的破壞，也就是人欲的異化。也就是說自然不過是一個表征，其根源在於人欲的惡化。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哲夫這些被定位為“綠色和平”或“環境保護”的文學，卻實際傾注更大的筆力用於揭示人欲。對於哲夫來說：“人類的三大欲望是造成環境汙染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人類的無節製的情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哲夫毫不留情地揭露人欲：“人類最可恥最不明智最低劣的做法就是及時行樂。每個人從一落地便知道青春不再，生命無常，所以急急忙忙，趕緊享用人生短暫的歡樂，至於人類明天如何則不去考慮了。”哲夫對人類欲望的描述是否準確可以再加討論，他從對自然關注視角轉而聚焦於人欲，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邏輯。
對人欲持批判態度的哲夫，在具體的敘事中，卻極為細致而生動，全麵而徹底地表現人欲。在這裏，哲夫的思想意向，被他的敘事所顛倒。在那些關於人欲的敘事中，不難體會到哲夫的反複渲染意味。也許這是一切企圖揭露人欲的文學敘事所麵臨的尷尬和悖論。越是揭露得徹底，意味著關於人欲的話語表現得越充分，增殖得越多。正如福科在研究歐洲17世紀的“性壓抑”時所指出的，對性話語的禁忌、規範和控製，實際卻是使關於性的話語得到合法的更大範圍的傳播。批判或貶抑“人欲”，它不可避免是對人欲進行充分的揭露，其結果很可能是使“人欲”變得生氣勃勃。保羅賽格內利在《告解明訓》中說：“這東西就像是柏油，不管你拿它怎麼辦，哪怕就是把它給扔得遠遠的，它還是要死死地粘著，弄你一身汙穢。”當然，這是17世紀保守的教會的觀點，在20世紀末的中國小說家的筆下，對人欲的揭示——盡管他的初衷有可能是要進行批判——卻充滿了引人人勝的效果。不管是鄉村三寡婦們的苦中作樂，還是城裏喬們的及時行樂，或是那些妖媚多姿的風塵女郎，在哲夫的敘事中，都成為一個個蠱惑人心的符號，它們被充分強調和呈現，哲夫的寫作在這裏展現了它的表現力。沉重的、關於人類生存困境的思考，關於人與自然的衝突的反省，乃至於一再聲稱批判人類的享樂主義惡習的敘事，現在轉變為快樂的敘述，轉變為閱讀的快樂。在對人欲的敘事中，寫作和閱讀構成了一個盛大的狂歡節，蓬勃的身體，窺視的目光，與奔流而下的敘述，哲夫反享樂主義式的寫作展現出一個享樂主義的語詞的狂歡節，審美的狂歡節。
無庸置疑，哲夫是敏銳的，他找到適定這個時代的感覺方式和敘事方式，他的寫作充滿了昂揚的力度，天馬行空式的想象，毫無節製的語言奔湧，強行組合的對空，這一切都使他的寫作超越傳統的敘事文學邊界以狂歡節式的方式任意擴張。在80年代後期的先鋒派的小說敘竄中，也可W看鈣語言的無節製的運用，例如孫甘露的小說但孫甘露的小說卻是把語言的表現力推到極端，在他揮霍語言的外表下掩蓋的是精雕細刻，漢語言的審美功能的超級發揮，孫甘露的敘事不過是對語言文字的跟蹤。哲夫洋洋灑灑的語言乃是對他的龐大的任意馳騁的敘事的附屬物品，他的敘事隨意擴張，他的語言符號也就任意揮灑。閱讀哲夫的小說，首先會為那些巨大的書名所震驚：“天獵”、“地獵”、“獵天”、“獵地”、“獵人”……這些超級意象正是哲夫敘事的巨型背景，他們雖然塗抹上一層綠色和平主義的色彩，但根本掩飾不住哲夫對毫無節製的敘事方式的偏好，隻有這些無形的“大象”作為敘事的出發點，哲夫才能在敘事上大起大落，聲東擊西，隨意跳躍；才能從物象到人欲，從古到今，從中到西，自由切換；瑰麗奇詭的想象與毫無節製的誇誇其談相混淆，故作髙深的沉思默想與隨心所欲的場麵變換自由拚貼；就這一特征而言，哲夫的敘事像是一次感覺和想象的爆炸，對曆史和現實，對人和自然，對情感世界進行一次超級的狂歡化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