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以四卷本138萬字的宏構巨製，突出地顯示了熊召政在曆史題材創作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具有的藝術審美的創造力。從詩人到成功地轉型為小說家，熊召政始終關注著中國社會的政治進程，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擔當精神和曆史使命感，這是他選擇勵精圖治、革新國政、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家張居正為敘寫對象的用意，也是他創作《張居正》的動力之源。在經臨了命運和商海的浮沉之後，熊召政以執著於文學追求而耽於邊緣吃苦的沉入精神，埋首於明史資料，憋著一股勁搞創作，用十年時間去深掘細作，完成了《張居正》的創作。2005年《張居正》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為湖北文學提供了可喜的收藏。
一、激活曆史意象為當代提供喻示
曆史題材的小說創作，並不僅僅是在搜尋史料和鉤沉典籍中去追蹤和複原曆史，而是要在對曆史史實的穿越中，融入創作主體的魂魄，注入氣韻生動的創作靈氣，在心靈和氣質上都應該與曆史有一種神投的契合，有一雙洞穿曆史的文眼，真正領悟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並且承接這種文化的沛然底氣去生發藝術想象，這樣才可能使文思在曆史的空間中縱橫，才能揮灑自如地去駕馭曆史的大題材，重組感性的曆史空間。熊召政的長篇係列曆史小說《張居正》，充分展示了他逆漂歲月之川的創作勇氣和魄力，以及他所蘊蓄的創作曆史小說的文化底蘊。
中國曆史上出名的權臣不少，選擇張居正，這不僅和張居正是荊州府江陵縣人有直接關聯，而且也是因為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楚地狂人中的一員。熊召政作為湖北籍的作家，自然會對張居正這位曆史上曾顯赫一時的鄉黨給予格外地關注，盡管這是一個在史籍上毀譽參半的人物，寫作中會受製於某種限度，但同時也擁有極大的創作開掘空間。熊召政將創作目標鎖定張居正，雖然像唐浩明寫《曾國藩》一樣，明顯體現出一種鄉黨情感的偏向性，但更主要的還是在心靈與氣質上有一種神投的貫通和契合。因為熊召政認為楚文化的精髓，就是一個“狂”字，因此便很留意中國曆史上的楚狂人，從楚國的屈原為開端，到當代的湘人毛澤東都曾被他逐一地納入自己的觀照視野，並且賦予深入的思考。他逐漸清晰地認識到，“楚狂人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明代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無疑也是個性鮮明，光芒四射的一位”。從文化思考再到一個個具體的人，熊召政將“狂”作為切入點，以獨特的審美視點，看到了張居正“這位彪炳史冊的首輔，其政治生涯，亦貫穿了那一個令世人讚之譽之，毀之斥之的‘狂’字。但是，難得的是，他能夠納‘狂’於‘製’，‘狂’於內而‘謹’於外，洪水滔天而不決堤千裏，這是他成功的理由之一”，並由此找到了敘寫人物的基本線脈。
肯定的，熊召政創作《張居正》的動機，還出於另一層原因。張居正理政十年政績凸顯，在曆史上開創了“萬曆新政”的新格局，作為朱明王朝曾因厲行改革而彪炳史冊的人物，對敏感於政治的熊召政無疑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個中國古代政治家身上的經世之才，改革的勇氣和魄力，令他欽佩十分，張居正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和謀略，以及改革者難以避開的悲劇結局，也深深地觸動著他的思考和筆觸。八十年代初，熊召政以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製止》，引起了文壇內外巨大的反響，那種針砭時弊的勇氣和慷慨激昂的激情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種印象通過閱讀《張居正》再次複現，延續著幾乎是同一的感受。政治上的敏感和尖銳的批判鋒芒，體現出熊召政創作個性氣質中最本質的東西，隻不過那時用的載體是詩，透視的是當代的社會現實，現在則是換了一種載體，將創作目光置換到了曆史和小說視域。
用小說來表現和再現曆史人物，不僅需要以超越當代人經驗的想象和體驗去激活曆史意象，去填充曆史史料框架中的空白。而且也需要以當代人的現代思考，以及對曆史傳統文化的把握去洞穿曆史，表達出當代人對曆史的審美發現和理性闡釋。創作的終極目的並不隻是真切生動地表現曆史生活形態或曆史人物本身，而且也包括如何在一種遠距離的非體驗性的過去時態中，獲得更大的理性思考空間，借助曆史人物對當代生活提供喻示，起到一種鏡鑒的作用。熊召政創作的《張居正》，適度有節地把握住了這幾點，小說在營構思路上貫穿著對曆史的理性觀照，在改革的大時代背景下，對曆史上致力於改革重臣得失榮辱的敘寫，本身就體現著當代人理性之光的穿越。在將曆史人物小說化的過程中，熊召政借助於有限的傳世史料記載，努力地提升著自己對曆史生活和曆史人物的想象力，以充沛的想象提供了大量生動具體的情節和細節，以伸手可觸、充耳可聞的生活質感和充盈的血肉來充填曆史留下的空白，審美地、形象地再現了曆史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符合曆史人物的主要特征，使張居正這一載入史冊的曆史人物在小說中獲得了藝術生命，其可信度滿足了讀者對曆史敘事所抱有的一種閱讀期待。熊召政在對曆史上致力於改革重臣的敘寫中，融入了對當下社會改革的理性思考。在營構思路上貫穿著他對曆史的理性觀照，借助曆史人物的得失榮辱對當代生活提供喻示。
二、鋪展世相與隨處生發
《張居正》分為四卷，是寫將相曆史小說中上了百萬字的宏篇巨製。第一卷《木蘭歌》從明朝隆慶六年二月寫起，到六月中旬新帝登基改年號萬曆止，僅是四個月時間，卻以32萬字的篇幅重彩渲染，敘事潑墨如雨，情節密度大，包容的內容也比較多。張居正出場，正趕上廣西匪患猖獗，國庫虧空，大臣怙權，吏治腐敗。權臣宦官之間明爭暗鬥，爭權奪利，宮內的爭鬥也延伸到宮外，門生朋黨，故舊俠客無不卷入宮內權勢間的惡鬥。小說對萬曆登基前的社會政治情勢及官場黑幕做了細致的交代，為刻畫張居正這一形象打下了鋪墊。
這一卷最突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次輔張居正與主輔高拱之間首輔之位的爭奪上。顯然輔佐年幼皇帝的宰相，名為神州第二人，卻實掌著國家大權，因此這種首輔之爭，實際上體現著皇權之爭，由此帶動著宮廷內外各派政治勢力之間此消彼長的爭鬥，隨著舊帝歸天和新帝的登基，這種爭鬥更呈白熱化。對張居正的刻畫是以高拱為襯托的。從當時的社會情勢來看，高拱明顯地占據著優勢，他是隆慶皇帝的老師，深得皇帝的寵幸和信任。再加上隆慶皇帝荒淫無度，疏理朝政，使得皇權實際上旁落於首輔高拱之手。而高拱入主內閣後，又借助於手中的權利大肆剪除異己，扶植自己的親信黨羽，朝野內外各州府衙門一半官員是他的同年、同門、門生和同鄉，真可謂是權傾朝野，一呼百應。為和張居正爭奪輔位，他心機大動，除掉自己門下的李延，而改任張居正提議的殷正茂為兩廣總督，卻設下圈套誘其貪墨；為籠絡人心，撥工程用銀20萬兩給後妃打製首飾；在京官中印發《女戒》阻止太後幹政；鼓動六科言官彈劾宦官司禮監掌印馮保等。